近日，深圳市先行示范区专家组举办“深港联手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研讨会，探讨在新形势下，深圳如何更好对接香港北部都市区，共同联手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看清国际国内科创环境

　　市决咨委专职委员、原市科技和信息局局长刘忠朴认为，深港联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首先要跳出深港，看看国际和国内的科技创新环境和影响。

　　刘忠朴表示，近年来，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基本导向是中美科技脱钩。今年６月８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２０２１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其中，几乎包罗了所有涉华事务，遏制中国和科技竞争、国际联盟外交事务、航天、芯片和５Ｇ无线、购买美国制造、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无人机、医学研究等诸多议题，在这部法案里均有提及。

　　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科技自立自强，是党和国家主动求变识变应变、因时因势而动的战略选择。”刘忠朴说。当下，我国正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

　　回到大湾区，刘忠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中第一条就是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是科学研究活动在空间上聚集和地理上向周边扩散形成的科学中心，是创新活动和创新经济蓬勃发展后形成的全球创新高地，同时必须拥有激励创新的良好生态。

　　通过对美国的硅谷、波士顿、东京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总结归纳，刘忠朴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具备“六大特征”：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云集；科技人才高度集聚；风险投资充裕；科技中介发达；创新企业集群发展；企业家精神活跃。“这些特征，值得我们对照，是否已经实现，或者哪些方面还存在短板，急需提升。”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发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２０２１》，构建了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创新生态３个一级指标以及１２个二级指标和３２个三级指标，刘忠朴认为，这也对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很好的指导和参考。

　　深港协同发展应有双城跨境双赢思维

　　１０月６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布２０２１年施政报告，提出建设覆盖深港口岸经济带及更纵深腹地的北部都会区，并提出建设香港流浮山海岸创新区、建设新田科技城，成为香港的矽谷等规划，非常值得期待。

　　在刘忠朴看来，这是香港发展思路的一个重大改变——过去是一路向南，现在调转车头了，一路向北，形成“南金融、北科创”格局。施政报告里提出的“双城三圈”概念，也非常明确地指向深港双城的协同发展。

　　刘忠朴认为，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书提出“四新精神”，包括空间拓新：拓展空间维度，大幅度跨越深港两地行政界线，提出深港合作空间概念；观念更新：香港需要超越传统思维，把与深圳相邻的地区整合为北部都区；政策创新：香港需跳出项目主导框框，采取“政府主导、社区营造”思维和模式；机制革新：革新机构设置，可考虑设置一个能够统领各个局署的高层次专责机构。

　　而对应的，深圳也应该有积极对接的新认知、新理念，包括建立“四个思维”：双城思维、跨境思维、融合思维、双赢思维；强化联合意识：强强联手、双城联动、港深联合；突出协同发展理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追求一个共同目标：“１加１大于２”。

　　创建“科技自由港”让科创人流物流资金流自由流动

　　“按照香港２０２１年施政报告规划的项目，要真正落地至少也要三四年，我们应当利用好已经开发建设、比较成熟的河套地区，来推动深港的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联手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刘忠朴建议，可以在河套地区深港联手打造“科技自由港”。具体来说，深港创建“科技自由港”，实行共商、共建、共治、共赢的原则，双方进行规则对接、机制衔接的探索，共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同时，可以实现科技创新资源，如人员、研发资金、技术、资讯、科研仪器等科技要素的便捷流动、跨境流动、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深港创建“科技自由港”，可以降低港方研发人员的生活成本，为港方科技人员提供商业服务配套设施，同时提升港方科研用房的比例。

　　“建议在河套Ａ区和西区之间开设科技口岸，在深圳河上建一座跨境桥。”刘忠朴说，河套周边有皇岗口岸、福田口岸，但是都不能实现河套地区深圳河两岸的对接，而建跨境桥、开设科技口岸，将实现人流物流的跨境自由流动。刘忠朴认为，按现在的科技手段，完全可以实现人员无感过关，不需要任何证件，无需经过冷冰冰的查验机器，可以通过建立“科技自由港”内流动人员的数据库，通过人脸识别等手段就可完成。

　　建设深港“科技自由港”，刘忠朴还提出，要探讨深圳的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如何跨境进入港方的创科园区。“为什么要让深圳的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进入香港的创科园区？因为香港有雄厚的高校科研资源、有很多科创人才。这里有便捷的国际信息网络，更便利的研发仪器进口等，这都与深圳具有互补的优势。”

　　至于如何促进深圳的创新主体进入港方的创科园区，刘忠朴还提出三条政策建议：

　　第一，对进入港方创科园区的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给予不同档次的研发场地租金补贴；　第二，对进入港方创科园区设立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中心的单位，给予领军人才专项补贴；与香港方协商，对进入港方的深圳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如与深圳联动补贴。

　　“深圳智库联盟理事长、市决咨委专职常务副主任高振怀日前提出，深圳应主动对接３００平方公里的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建设面积达６００平方公里的临港都市带。‘香港北’＋‘深圳南’，如果在这一９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带，我们能打破各种壁垒界限，通过‘科技自由港’作为一个小切口进行突破，那么完全有可能深港联手共同打造‘世界新硅谷’！”刘忠朴说。

　　推进深港两地深度对接协同发展　建设“香港都会区＋深圳临港都市带”

　　在深港共建世界级科学和技术创新中心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欧亚科学院院士樊建平建议，推动香港关口南移，建设“香港都会区＋深圳临港都市带”大河套地区，让各种要素在该地区自由流动起来。

　　樊建平表示，当前，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加速了世界科技创新中心迁移的步伐，世界科学中心的多极化发展将加速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再把眼光放回到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科创中心同北京、上海相比，具有国际化、产业化两大特色，优势突出。樊建平认为，在国家全力推动大湾区建设的当下，深圳要进一步深化同香港的合作：“从ＧＤＰ规模、人口、面积等要素来看，深圳和香港联合的体量不亚于旧金山湾区之于美国的贡献，深港更好地合作协同发展，共建国际大都会将带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起飞。”

　　同时，樊建平也指出，目前由于受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影响，深圳通过邻港邻澳地区加快新时期特区科创中心建设的步伐受到多方面流通性一定程度的限约，如“一国两制”、三种法系、三种关税区，以及不够便利的海关出入境检查等等。

　　为此，樊建平提出一个设想：“建议香港关口南移，实现香港北部都会特区和深圳的完全协同，建设成为科创特区、教育特区、民营高科技企业总部特区、高水平医疗健康特区。”设想还提出，未来香港如能与深圳完全联通，无需过关，香港北部将与深圳实现深度协同。

　　具体而言，为进一步促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可在科创特区、民营高科技企业总部特区探索在科教人员的出入境、科教物资的出入境、信息数据的跨境自由，以及高层次人才及其亲属的户籍、医保、子女教育、养老、税收等福利保障方面率先打破壁垒；在教育特区、高水平医疗健康特区，探索深圳和香港高校之间教师互聘、学生互派、学历学位互认、课程资源互通、科研和图书文献共享等等。

　　“香港都会区＋深圳临港都市带”＝“大河套地区”，这是樊建平设想的第二步。通过香港北部都市区和深圳的临港都市带近１０００平方公里区域的整合，形成“大河套地区”，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个方面要素自由流通，把深圳、香港各自的优势合在一起，高效推动深港两地的深度对接、协同发展。

　　设港籍院士工作站　建数据流动试验区

　　让人员和数据跨境流动起来

　　“深港口岸经济带，要与国家政策同频共振形成新格局。”中国平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肖京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等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定为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因此，河套应该在加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发挥更具规模效益的科技产业群聚集效应上起到更大的作用。

　　肖京建议，深圳要加速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深入发挥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引擎作用。肖京表示，目前，合作区项目池虽有星星之火，但仍未呈现燎原之势，建议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依托平台，吸引香港优秀团队进驻及合作研究。“要建设‘一体化’基础设施信息共享平台，为包含香港在内的科研用户和企业用户提供高效快捷的设施申请、数据共享服务，引导两地优秀团队利用设施开展研究工作，充分释放设施服务潜能。同时，邀请香港的相关专家学者参与讨论设施运行和管理的体制机制，在科研方向、日常维护、升级改造方面考虑香港专家的意见和需求。”

　　肖京还建议，通过产业优势，有效吸引香港高端科研团队和科技资源来深。他建议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建立港籍院士工作站，促进院士专家与本地科研团队间的产学研协同效应，强化香港核心优势资源和顶级人才的引入力度。另外，在港籍人才评价方面，建议允许香港居民在深圳开展职称评定，在深圳制定港澳各领域专业人才参与内地职称评价办法，打通港澳人员晋升内地职称的通道。在办法中应设置适用于港澳申报人的学历资历、业绩成果、学术成果等条款，同时设立港澳专业人才评价组，并邀请一定比例的港澳评委参与评议，以保证评审质量，加强港澳人才职称评审的严谨性。

　　此外，肖京建议，在合作区建立数据流动试验区，完善跨境数据管理制度。他说，深圳是全球数字经济重镇，在数字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愈加频繁。但目前中国数据跨境传输限制较严格，规定较为笼统，并未考虑特殊情形。因此，有必要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完善相关制度，探索建立跨境数据安全流动试验区，为内地企业存储海外业务数据提供便利条件。同时探索建立统一标准，建立互通的公共应用平台和数据互认条例，发展安全可靠的数据交易中心。

　　跨境数据流动，安全如何保障？肖京建议探索实施数据分类管理制度，即对数据出境评估进行分级监管，对数据处境风险高的技术领域及企业，实施严格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建立明确的黑名单制度，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国家安全等类型数据列入禁止出境名单。

　　此外，肖京还建议，要优化两地通关政策，完善生活服务配套设施，为深港科技创新圈及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后勤保障。

　　专家建议深圳拓宽科创产业赛道

　　ＢＴ、元宇宙或成新增长极

　　ＩＴ是深圳的支柱产业之一。但在ＩＴ行业受国际影响和冲击、遭遇各种“卡脖子”难题的背景下，深圳该如何拓宽科创产业赛道？针对于此，专家们纷纷建言献策。

　　抓住ＢＴ创新制高点，尽快形成产业发展突破

　　“深圳应抢占生命健康领域的制高点，带动健康产业的后来者居上。”樊建平说。

　　在樊建平看来，当前，人类进入到了生命科学的新时代。生命健康是继ＩＴ产业后全球财富的第五波浪潮，从世界范围来看，生命健康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而把目光聚焦到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的发展，如２０２１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百强园区的区域分布中，长三角有２５家，珠三角仅有８家；２０２０年中国医药生物行业上市企业市值排行榜前２０名中，长三角有占据６席，而珠三角仅有２席。

　　樊建平认为，在这种形势下，珠三角要实现全线突破进行赶超的难度很大。但对深圳而言，正可乘势而起。“深圳在生命科学的基因、合成生物学、脑科学、高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和精准营养等方面已然形成了几个创新制高点，下一步应尽快实现产业发展的突破。”樊建平强调。

　　如何推动这些创新制高点的产业发展突破？樊建平指出，ＩＴ产业和ＢＴ产业存在很大的差异，ＩＴ创新链分工细且周期长，ＢＴ创新过程相对独立且市场化程度强，深圳发展生命健康领域，应当与ＩＴ发展策略有所区分。比如说，生命健康产业需要连续多轮投资，如果还是像对ＩＴ产业一样，政府“无为而治”，让ＢＴ企业等待漫长的一轮二轮三轮投资，那可能ＢＴ企业就会在等待投资的过程中无法生存下去。建议学习苏州模式，单点支持为主，引进龙头企业，扶持其做大做强，从而带动起整个产业的发展。

　　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南岭对此表示赞同，“我们一定要看到创新的范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创新范式的改变之下，深圳的创新政策要怎么支持？值得探讨。”南岭认为，政府的扶持一定要紧跟创新范式的变化、适应创新范式的变化，让政策永远适用而“解渴”。

　　ＩＴ＋ＢＴ以元宇宙引领未来发展

　　备受扎克伯格、马斯克等“力捧”的元宇宙，能否成为深圳未来科技创新的新赛道？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金蝶研究院院长张良杰博士认为，深港联手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首先深圳要放低身段，主动对接与融合，建设“科技创新特区”，探索对应区域认证人才的自由流动政策，如发布支持科技创新特区自由流动的“Ｍｅｔａ身份证”。其次是要考虑大产业驱动。而这一大产业，应当是前景广阔、充满想象力的，如元宇宙。

　　张良杰表示，创新范式有可能在虚拟世界里发生。元宇宙首先是虚拟世界的构建，其次是链接物理世界。而深圳在这方面是有很强优势的——当前深圳具有创新优势的传感器技术、通讯技术、互联网服务、企业管理服务、生物合成技术等，都可以跟虚拟世界里的人和服务进行互动。“如果深圳要在产业上引领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元宇宙是最好的方向。建议在深圳现有优势产业ＩＴ基础上，积极创新融合ＢＴ技术，在元宇宙世界里形成更强大的深港合力，以带动深港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

　　对此，专家们表示，目前对元宇宙产业群的研究还不够透彻，可进行深入研究，为深圳的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新的思路。

　　建设人才自由港营商环境再优化

　　“要把中国科技梦在深圳变成现实，最基础的是人才。”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创院院长黄伟教授认为，无论是建设深港科技自由港、大河套，还是进行产业赛道的拓宽甚至重塑，人才因素是最重要的一环。而中科院深圳先进研究院过去１５年积累起来的并且证明在全国领先的产学研政的研发成功模式能够把引进的高端研究人才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真正落地实现市场价值。这是目前国内双一流大学等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黄伟建议，可以基于中科院深圳先进研究院的成功经验，把目前在深圳及全国科研院所、高校，如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科大等关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体制、政策和模式总结推广，在深港建设人才聚集和培养的自由港。

　　“１００多年来，ＭＩＴ培养和聚集了世界大量的高端人才，这些人才孵化的企业加起来，产值相当于世界前十的ＧＤＰ的国家水平。”黄伟认为，要借鉴ＭＩＴ模式，在人才自由港中实施更“给力”的政策，让在欧美、亚太包括香港的年轻学者、资深教授等可以在此享受到欧美、亚太包括香港更完善更有吸引力的科研支持和待遇，比如说研究启动资金、各种支持科研创新活动的软政策、软环境等。

　　对标全球一流，深圳近年来的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但在深圳市统计局原局长殷勇看来，营商环境提升永远在路上：“过去，深圳在营商服务方面曾经学习北京、上海，在他们服务企业的基础上，做到‘Ｂ＋１’‘Ｓ＋１’，也就是比他们的服务再多一点。而在推动深港联手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深圳的营商环境一定要实行‘Ｈ－１’，也就是负面清单项目要比香港的还要少，这样才能提升深圳的吸引力，让更多创新主体、企业来到深圳创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