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百年大变局演进中，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国家和社会面临着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挑战。智库（Think Tank）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和智力支持机构，在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和推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启蒙众智、辅助决策、指导管理、影响社会的思想库、智囊团，现代智库自诞生之初，就建立在开放、专业、客观的基础之上，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中智库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功能主要包括：一是研究与分析，智库致力于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重要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专业意见和关键信息；二是政策建议，智库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为政府和组织在制定政策和战略规划时提供决策支持；三是公众教育，智库通过发布研究报告、举办研讨会、发表文章等形式，向公众传播知识和信息，提高公众对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四是桥梁和沟通，智库作为中介机构，促进政界、商界、学界以及社会各界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桥梁，促进信息共享和相互理解；五是监督和评估，智库通过跟踪监督政策的实施与评估，提供意见和建议，帮助政府和组织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始现于二战后的西方国家。近20年间，各国智库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民间独立法人型智库，该类智库一般是指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自主创办的、以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智库，其中代表性的有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以及日本综合研究所（The Japan Research Institute）等。二是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支持型智库，该类智库一般是指由政府直接管理或得到政府支持所建设的智库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政府提供政策研究、意见建议和决策支持。其中代表性的有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GRIPS）、英国的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等。三是高校自设型智库，该类智库一般是指由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自行设立和运营的智库机构，通常与学术机构紧密联系，将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相结合，为政府、业界和社会提供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其中代表性的有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的沃德研究所（Ward Institute，Princeton University）、英国牛津大学布莱克特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Oxford University）和日本的京都大学国际高级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Cell-Material Sciences，Kyoto University）等。

　　据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评价体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全球智库报告2020》的研究显示，在2020年亚洲地区已成为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区域，位列全球之首。与此同时，中国的智库数量较上年有大幅增长，以1413个智库总数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8家中国新型高端智库已连续3年入围全球智库百强榜单。而美国仍以2203家智库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是中国的1.5倍多。同时，在全球智库排名前十位中，美国智库占5席，欧洲智库占3席，巴西和日本各有一家跻身前十。与世界顶级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在全球视野、全球影响力和创新力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现代化高端智库，需要我们自觉地放眼看世界，充分了解海外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高端智库发展情况、主要特色及做法经验等，借鉴海外优秀高端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努力在更高起点打造符合中国国情、契合决策需要、引领社会发展、具有世界眼光的高水平现代智库。

　　为深入了解国外高水平智库的最新发展情况，我们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型方法开展研究。一是通过检索被国内外公认的智库评价及排名，并结合研究资料的权威性和可获取性，我们重点选取了全球排名前10位的现代高端智库进行研究。所参考的智库排名主要包括历年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全球智库报告》（TTCSP）和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与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中心联合发布的《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估报告》（见表1）；二是在智库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中我们重点关注公共政策领域的高端智库建设情况，并对代表性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表1 2019年至2021年全球智库排名（前十位）

　　总体来看，国外高水平智库专业化建设和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决策咨询机制顺畅，主要呈现以下共性特征：组织形态上注重多样性和专业化相结合，运行机制上注重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目标定位上注重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和政策咨询，发展趋势上注重不断推进开放和国际化。作为高智力水平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代表，国外高水平智库已逐步发展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组织形态：多样性和专业化相结合

　　纵观全球，国外高水平智库普遍存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综合性功能越来越强的现象，而且研究领域覆盖广泛，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经济领域，科技与工程、社会政策，政府治理、健康、教育、国家安全等，其任务形式主要包括委托研究、政策游说和政策评估等。例如，美国兰德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卫生政策、教育质量、教育改革、经济发展、就业市场、科技评估等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院在突出其区域化特色的基础上同样涉及广泛的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欧洲经济增长、就业、创新、竞争力、欧洲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领域。与此同时，国外高水平智库在多样性建设的基础上还结合了专业化的特点。一是体现在专业化研究团队组成方面，涵盖了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尤其是智库自身的类型也很大程度决定了研究团队的专业背景，例如高校自设型智库的研究团队更多来自高校，而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支持型智库）的研究团队有着更多政府工作经验。二是体现在智库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上，关注实际的问题和需求，借助多种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使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模型工具，建立合理的理论框架开展研究工作，例如美国兰德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设立了6个研究中心，这些中心不仅致力于积极收集原始数据，还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开发丰富的研究工具，已经形成了因果推断、博弈、定性和混合方法等专业化的研究方法，以及矩阵判断、趋势分析和情景分析等独具特色的技术工具，从而大大提升了兰德公司专业化的研究能力，使其在全球智库中保持领先优势。

　　（二）运行机制：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国外高水平智库发展历史悠久，通过坚持独立性与客观性，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可靠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和政策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外高水平智库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的资金来源。例如政府拨款、捐赠、委托研究等，通过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来确保其独立性，同时有助于减少对特定利益集团的依赖，从而确保智库的独立性。二是自主设立研究议题。国外高端智库一般在确定研究议程和项目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选择最为重要和紧迫的议题进行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受到外界干预和影响，从而确保研究的独立性。三是专业的研究团队，国外高端智库聚集了一批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和研究经验的学者和专家，这些团队在各自领域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从而保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国外高端智库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使用严谨的研究方法，高端智库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采用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和可靠的数据来源，在研究中遵循事实和证据，从而努力确保不偏袒任何特定观点或利益。二是提倡多元的观点和声音，高端智库通常吸纳了来自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专家学者，促进多元化的讨论和辩论，以提高研究的客观公正和决策的系统科学。三是具有公开透明的研究流程，国外高端智库倡导公开透明的研究流程，包括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分析过程等都可以得到清晰的阐明和展示，这有助于外界监督和评估研究的客观性。例如，成立于1916年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其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学、外交政策、社会政策、全球治理等，布鲁金斯学会以其独立、客观、权威的研究而著称，为政界和学界提供具有价值的观点和分析。成立于1910年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专注于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领域的研究，其研究项目涉及冲突解决、军控、经济发展等领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其独立性和客观性而知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支持。

　　（三）目标定位：高质量的研究与政策咨询

　　国外高端智库普遍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和政策咨询，特别是在政策实施的可行性、政策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阻碍、政策实施后可能对社会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方面，为政府和组织的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例如，澳大利亚政府服务评价督导委员会通过委托智库进行第三方独立评估，向社会发布年度报告——《政府公共服务评估工作报告》，以实现对政府决策的监督和对政府绩效与公共服务进行客观评价，不断提升公共政策的综合效率和公共服务的整体质量。与此同时，这些高水平智库也反过来通过政策评估和政策质询机制成为公共监督的一部分，从而使政府和社会得以在智库与政策咨询的相互作用中受益。对政府而言，智库提供的政策咨询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对社会而言，智库提供的政策咨询增强了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正因为这些高水平智库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智库也被誉为“政治的一极”。

　　（四）发展趋势：不断推进开放和国际化

　　随着世界各国的开放和国际间交流的增强，全球高水平智库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被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关系影响，普遍呈现出开放性和国际化日益增强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全球主要国家高水平智库着力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区域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促进包括国际间、文化间和机构间的合作。例如，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积极筹办全球各地的智库合作机构，其中也包括2013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再如，美国兰德公司积极发展全球各地代表处，近年来已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建立了办公室，并且通过聘用全球化的研究团队来助力实现其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全球主要国家高水平智库同样重视不断推动组织的开放性，并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增强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非官方的对话机制——如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仅2015年就在全球20多个城市举办了84场交流对话活动；第二，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开出版——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年出版50余本新书以及各种期刊等；第三，开放跨智库、跨组织的交流——如英国皇家国家事务研究所在其伦敦的查塔姆大厦定期提供丰富的论坛活动，吸引全球多位政要在此发表演讲。

　　国外高水平智库经过近百年实践，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团队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可供其他智库借鉴的有益经验，并根据发展需要不断进行自身的创新和调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设立明确的使命和愿景

　　尽管全球智库各具特色，但设立明确的使命和愿景是当前国外高水平智库普遍采取的做法。通过设立明确的使命和愿景，为组织追求的长远目标和所要达到的影响力提供了有效指引，使智库能够确定自身的优先事项、制定战略方向，并为其研究、培训和政策咨询活动提供清晰的框架。例如，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愿景是，“通过开放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并与政策密切相关的研究、分析与讨论，提升欧洲的经济政策决策水平”。又如，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简称FGV基金会），其使命是“通过教育、研究、技术创新和服务，为巴西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再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使命是“帮助改进公共政策，以使人们能够生活在更安全、更自由、更公正、更繁荣的社会中”，其愿景是“成为一个跨学科、跨界、跨文化的学习社区，培养公共领导力和解决全球挑战的能力”（见表2）。可见，全球高水平智库通过明确支撑其长期发展的使命和愿景，突出了自身的价值观和核心原则，为智库的研究方法、学术交流和政策咨询活动提供了指导纲领，并确保智库的工作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和水平。

　　（二）设计合理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

　　组织架构是影响组织效能的关键因素，决定了组织的顶层设计、权力配置、决策模式、沟通效率和协调能力等，因此，一套科学的组织架构设计对于以内外研究协作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智库尤为重要。纵观全球，高水平智库的类型多种多样，但大多采用“小而精”的组织形式，都不约而同地设计了精密平衡的组织架构。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独立法人智库美国兰德公司和政府支持型智库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ES）进行剖析，其组织架构如图1和图2所示：

　　通过比较两种类型的智库可以看出，首先，两者都明确区分了科研部门和非科研部门（包括行政和其他支持部门），使得各自的职能分工更加清晰，减少误解和摩擦，有利于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在这种组织架构下，行政部门可以更专注地为科研部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科研部门可以更专注地为客户和资助者提供高质量的研究产品。同时，这种设计也避免了非科研部门对科研部门的介入和干涉，确保了科研部门研究的独立和客观。其次，两者都平衡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赋予了科研部门一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同时也通过领导层、理事会等机制监督了科研部门的成果质量。研究部门的员工可以更自由地选择研究领域或主题，更灵活地运用研究方法或技术，更主动地寻求合作或交流。同时，员工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指导或评估，更有责任地保证研究的独立和客观，更有意识地遵守研究的规范和道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学习与成长。

　　与此同时，合理、高效的智库管理体制对于智库建设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外高水平智库在其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等方面普遍致力于发挥出管理体制方面的优势，通过不断提升智库的管理水平，树立本领域内最具专业性、权威性智库的公共形象。例如，美国兰德公司采用非营利性及独立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以保持其研究的独立和客观，不受特定利益的影响。其次，智库设有董事会，由一组来自学术界、企业界和社会各领域的董事组成，主要负责监督公司的运营管理，以确保公司的价值得到遵守。再次，在组织结构设计上，通过划分为多个独立的分研究部门，且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研究重点，这种分研究部门的设置有助于深入研究和专业化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兰德公司建立了外部评估机制和内部质量控制及审查机制，包括由独立的外部专家定期进行评估，以及在内部实施有管理的质量控制和审查，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高质量。通过这样的管理体制，兰德公司保障研究的独立和客观，并提供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这使得兰德公司成为全球备受尊重的智库之一，在全球智库排名中长期以来位列前十。

　　（三）注重智库人才团队建设

　　作为智库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智库的工作主体，人才建设受到国外高端智库的极大重视，智库研究人员的配置和研究人员的研修交流机制是人才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一，国外高端智库普遍采用领军人才招募和后备力量培养相结合的做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典型做法和经验：一是聘请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一流学者参与研究。布鲁金斯学会共有研究人员近300人，其中有超过一百名学者和近一百名高级研究员来自美国国内和各个国家；二是始终保持一定数量的后备力量即研究助理。在研究助理的协助下，高级研究员得以更为高效的开展研究工作，同时也可以有效为智库培养后备力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也采用了相似的研究人员配置。尽管其常驻学者通常仅有十几位，但仍配备了多位全职研究助理和实习生作为后备力量，协助研究人员工作，从而打造出一支“小而精”的研究团队（见表3），并确保了组织和研究人员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国外高端智库普遍设立了成熟的研究人员研修交流机制。国外高端智库广泛采用的政府官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的身份相互转化机制，也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即一些政府官员在离任后进入智库，与此同时，一些智库研究人员也等待合适的机会进入政府。智库和政府这样的密切联系最终会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智库也得以成为政治的一极。其中，以美国智库和政府间的“旋转门”机制运作最为典型。例如，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就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其前副主席也曾先后担任过老布什政府的特别顾问，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具体见表4。

　　日本的高端智库十分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通过采用“旋转门”机制，使年轻人才研修和人才交流机制在日本智库中得到有机结合。日本不少高端智库都为年轻研究人员制定了定期交换和外派工作的制度，派遣年轻研究人员到政府机构、大学、企业等相关机构工作，通常的期限为1至3年，他们的工资由原单位支付，并且在工作期满后必须返回原单位。同时，日本不少高端智库也会接收政府、大学和企业的相关研究人员来智库研修工作。这样的人才研修和交流机制为研究人才提供了珍贵的实践经验，也将政府官员引入智库，为发挥他们独特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通过成熟完备的人才研修和交流机制，智库不仅锻炼了自身研究人才的能力，还能引入有丰富经验的政府官员以不断促进政策研究水平的提升。

　　（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与独立性保障

　　充足的资金支持是智库研究项目开展、人才吸引保留、数据采集、技术创新、政策影响和传播的根本保证，也是智库取得卓越成果、实现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当前国外高水平智库的发展来看，大都有着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保障渠道，但不同类型智库的资金来源及构成略有不同。作为政府支持型智库的代表之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收入，包括研究项目收入、会员费、慈善捐赠和出版等，具体如图3所示，其中来自英国政府的研究项目收入是该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占比为14%。

　　作为民间独立法人类型的顶级智库代表之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收入类别涵盖研究项目、会员捐赠、出版物以及投资回报等多种渠道来源。从我们可获取的该机构2012年公开财报显示，2012年该机构的总资产近4.39亿美元，年收入为13372万美元，其中11652万美元来自慈善捐款和项目合同，机构自身的出版物收入为194.1万美元，其他收入为247.2万美元，投资回报为1278.7万美元。

　　总体而言，国外高水平智库通过采取多种做法，以确保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多元化资金来源。正如前文所述，智库可以获取通过多个资金来源渠道以减少对单一资金来源主体的过度依赖。以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为例，明确规定每个智库会员单位缴纳的会费不能超过全部会费收入的5%，从而确保其独立性。第二，透明的资金管理和决策机制。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将其财务信息进行公开，包括财务收入、财务支出、捐赠明细等。第三，恪守政治中立立场。一些海外高端智库不仅在财务上需要多元化，在政治立场上也追求保持多元化。例如英国皇家事务研究所，其现任3位名誉所长分别来自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和工党，从而确保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多元化。第四，独立的研究议程和学术自由。一些海外高端智库通过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制定研究方法和发布研究成果，以保护研究人员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性，从而确保其研究的客观性和学术质量。如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所有出版物只有经作者亲自署名后才准许对外发行，同时该机构规定机构的负责人仅有编辑监督和质量控制的责任，而不应持有任何特定立场。

　　（五）形成广泛合作与社会影响力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智库需要与各方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应对重大挑战，实现更深远的影响力。通过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影响政策制定和解决复杂问题等，智库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为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广泛合作也有助于智库建立信任和声誉，加强其在学界和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少国外高水平智库与时俱进，通过充分发挥互联网传播优势、建设多媒体矩阵、采用多种社交媒体宣传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除了在其官网发布其最新成果外，还会通过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优兔（YouTube）等新型网络社交媒体进行宣传。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也经常通过社交媒体以个人名义传播其研究成果，以及对热点时事的评论，以扩大影响力。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同样都已正式上线了官方的网络社交媒体。我们对多家国外顶级智库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进行了统计，截至2023年11月1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推特会员订阅量达44.93万人，兰德公司的推特会员订阅量达24.77万人，具体见表5。这样新型的传播方式使得智库可以通过数字媒体和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得以被更多人所感知，从而大大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与此同时，采用公开发行出版物的方式扩大社会影响力仍然是国外高水平智库的主要做法。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每年会出版关于政治、经济、公共政策领域的著作50余部。此外，该智库还发行多种专业期刊，可为其带来稳定的客户订阅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高端智库还会依托组织社会活动来推动广泛合作和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力。例如，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每年会在世界各地选取一些重点城市举办多场线上和线下的交流活动，该机构的研究员还在欧盟议会等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做演讲报告，依托活动与各方建立联系和扩大自身影响力。

　　此外，有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水平智库采取建立多国研究机构的方法建立社会合作，实现跨文化和跨智库间的信息共享，以促进知识交流、协同研究和合作行动，从而使智库能够提供更加综合、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例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分支机构已经拓展至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并在当地雇佣本土化的研究员以推进国际和区域问题的研究；同样的，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也采用了相同的方针——同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持研究交流与合作。

　　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智库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战略部署，借鉴海外高端智库发展的有益经验，应遵循智库发展规律，以完善评价体系、加强人才建设、创新研究方法、强化专业支撑、促进交流合作等为重点，综合施策，加快提升智库研究质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决策体制机制，切实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评价体系和机制，加快形成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体系

　　决策咨询制度安排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应积极探索构建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有所差异、体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特点和要求的评价体系和机制，当前应重点关注智库的编制管理、经费管理、项目管理以及人才评价、成果评价等相关机制。进一步健全决策咨询程序，积极推动社会政策需求方与供给方有效对接，强化决策部门与智库的互动交流机制；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遵循智库规律、服务决策咨询，突出体现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智库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新型高端智库在资政建言、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政策制定、实施、后评估等全流程中将智库引入决策过程，提升政府决策科学、精准、有效。

　　（二）加强智库人才团队建设，为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的关键在人才。我国智库发展起步较晚，与国外老牌高端智库相比，在人才培养和储备上仍有较大差距。为此，我国应不拘一格降人才，加快组建具有高水准的专业智库队伍。智库要实现稳定持续的发展，必须凝聚一批学风正、学术造诣深、有大局意识的人才，必须培养一批年轻的中坚力量，积极引进国外的优秀智库人才。同时，要加大对智库的资金投入，尽快建立资金多元化筹措机制，提高智库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物质精神激励并举留住人才、发展人才，促进形成一支熟悉中国国情、理论功底扎实、掌握政策咨询程序、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决策咨询专业人才队伍。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推动智库人才与政府、高校及研究机构、企业等可实现人才的跨部门流动，从而形成良好的智库人才格局，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三）创新研究方法，持续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研究能力和水平

　　智库一方面要为政府部门提供高质量的决策支持，另一方面也要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服务。为此，应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一步提升智库的研究质量和影响力。要注重调查研究，防止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要掌握前沿技术和研究方法，加大定量研究，加强专业领域数据库建设，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运用。要加强新型高端智库联合攻关能力，打破体制政策学科壁垒限制，进行综合研究协同攻关，提升服务中央决策咨询的能力和水平。国家高端智库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重大需求，着力提升智库的思想、内容和能力建设，提升决策咨询的理论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水平。

　　（四）强化专业和学科支撑，持续拓展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加强智库建设，要强化专业和学科支撑。专业和学科建设是智库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一个智库机构，要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这样才有可能吸引相关人才，形成相对固定的团队，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主打产品，提供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咨询服务；才有可能形成独具特色的团队文化和智库核心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坚实的智库凝聚力、影响力和生产力。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要始终把加强专业和学科建设、打造优长和特色研究领域作为主线，加强重点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设计与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的学科体系，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对外开放等领域加大研究力度，确定一批长期跟踪研究、持续滚动资助项目，建设具有学科特点、地域特色的“学派”。

　　（五）促进广泛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当今时代，智库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应积极推动我国高端智库与国际顶级知名智库进行交流合作，学习和借鉴它们的有益经验和最佳实践。开展联合研究项目、举办学术研讨会和交流访问等，以促进学术界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组织国际会议、发布多语种研究报告和提供多语种咨询服务等方式，扩大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应注重发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优势，采取多种手段加强智库与公众的互动与沟通，倾听社会各界的关切和需求。通过组织公开讲座、研讨会、公开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传播研究成果。加强与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机构的合作，将研究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决策和实践的推动力，进而持续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