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学智库作为智库领域中的一个独特类型，与官方智库、民间独立智库共同组成了强大的智库体系，为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各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由于智库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雄厚的学术力量支撑，因此，美国的大学智库往往出现于那些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哈佛大学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肯尼迪学院为该校最重要的智库孵化器之一。
一、一流大学智库孵化器的成长路径
肯尼迪学院的前身是哈佛大学１９３６年组建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起初是应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尔·弗雷德里克的建议，由学校设立一个专门的公共管理院系，以满足当时罗斯福政府“新政”全面实施背景下政府高级公务人员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官员的需要。
学院希望能够借助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师资，为政府培养更多优秀的官员。然而，由于当时哈佛校内对学院的办院理念、教学与培训目标等内容仍存有争议，这所学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甚至促成学院成立的哈佛大学时任校长科南特在１９５３年离任时也失望地表示，“作为院际合作的尝试”，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成为一个“彻底失败”的案例。
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学院仍然未能在哈佛大学“树立起一个活跃且运行良好的独特形象”。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发展转机出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６１年上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积极推行“新边疆”政策，对内政外交开始进行全方位改革。身为哈佛校友，肯尼迪延揽了数量不菲的哈佛学者到政府任职。
新的政策形势和政府格局让学院领导者看到了机会，时任院长唐·Ｋ·普莱斯认为，面对新的外部环境，学院必须对自身的职能定位加以明确和进一步调整，学院的工作焦点“不是要向专家们进行政府日常管理职能方面的初步培训，而是要对那些预期将走上更高岗位、负责政府项目总体方向的人施以教育，以及在借由研究来指导未来政策方面做出贡献”。
“借由研究来指导未来政策”由此成为学院的重要职能，而这一职能的明确直接促成了学院在智库领域的建设。１９６６年，为纪念遇刺身亡的肯尼迪总统，公共管理研究生学院正式更为现名。同年，学院首个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政治研究所宣告成立。
政治研究所的创建不但拉开了肯尼迪学院智库建设的帷幕，而且以其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迅速提升的影响力成为学院智库建设的良好范本。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研究所在纽斯达特的领导下，很快成长为声名远播全美的公共政策和政治事务研究重镇，它“将稳定的政治名流带入哈佛校园，作为一个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中心，（研究所）扮演了堪比牛津辩论社的角色”。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政治研究所创办“阿科公共论坛”（２００３年更名为“小肯尼迪论坛”），定期邀请政界、商界和传媒等领域的名人围绕焦点性公共议题发表演讲、展开辩论。直至今日，该论坛仍是哈佛大学“政治演讲、讨论和辩论的热门场所”。
１９７９年，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经费支持下，肯尼迪学院成立了“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１９９７年更名为“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简称贝尔弗中心）。该中心的前身是１９７３年启动的“科学与国际事务项目”，最初附设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主要开展核危险与军控方面的研究。
１９７９年以常设机构的形式并入肯尼迪学院后，该中心迅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并深度介入了很多重大安全事务的决策过程。直至今日，贝尔弗中心仍是肯尼迪学院乃至哈佛大学最著名的智库，在美国乃至全球安全政策和军控等研究领域持续保持着巨大影响力。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肯尼迪学院的智库建设开始加速，到２１世纪初，学院已陆续成立了十余个专注于不同领域政策和公共事务研究的智库机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肯尼迪学院成立的智库名录：
１９８２年｜穆萨瓦－拉赫马尼商业与政府中心
针对社会上公私机构对接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政策分析，通过研究与对话，寻求理论科学、实践可行的解决方案。
１９８５年｜住宅联合研究中心
开展住房问题研究，帮助政府、商界和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做出能有效解决城市和社区住房问题的决策。
１９８６年｜埃德蒙·Ｊ·萨夫拉伦理中心
针对政府、商业和其他专业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问题，开展公共生活伦理的教育和研究，积极参与社会道德运动。
１９８６年｜肖恩斯泰因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新闻界与学界和公众搭建沟通的桥梁。
１９８８年｜塔伯曼国家与地方政府中心
致力于国家与地方治理及政府间关系研究，重点关注公共与劳动关系管理、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教育、信息技术对政府治理的影响等领域。
１９８８年｜马尔科姆·维纳社会政策中心
努力改善卫生保健、人权、刑事司法、不平等、教育和劳动领域的公共政策和实践。
１９９７年｜豪瑟公民社会研究所
加深和推动学者、决策者和公众对公民社会及其领袖、机构的认识与批判性思考。
１９９９年｜卡尔人权政策中心
研究、宣传和推广人权标准，加深政府对人权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２０００年｜国际发展中心
深入认识发展面临的挑战，为彻底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２０００年｜公共领导中心
培育下一代的领导精英；开拓领导力、公共服务和决策领域的学术前沿；汇聚一流学者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服务研究。
２０００年｜拉帕波特大波士顿地区研究所
通过加强学术界与公民领袖的联系，改善大波士顿地区的公共治理。
２００３年｜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
通过学术研究、教育和公共讨论推动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卓越与创新。
肯尼迪学院在智库建设过程中，既重视量的积累，也重视质的提升。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通过健全机制、延揽人才、拓展研究领域、开辟影响渠道等方式，肯尼迪学院的众多智库在各自专业范畴形成了巨大的政策研究优势，汇聚了数十名在美国乃至全球知名的专家学者，如外交政策专家约瑟夫·奈、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核武与反恐专家格拉汉姆·阿里森、移民经济学家乔治·鲍哈斯等。
这些学者奠定了肯尼迪学院智库履行公共政策服务职能的学术基础，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遍及从国防外交、全球反恐到区域经济、社区治理等不同领域，为肯尼迪学院确立在智库领域的优势地位、成长为当之无愧的一流智库孵化器提供了有效支撑。
二、肯尼迪学院智库建设的基本路径
从１９３６年建院到１９６６年组建第一个智库机构，再至今日培育出十余家有着广泛影响力的著名智库，肯尼迪学院的发展史向世人诠释了一个一流大学智库孵化器的成长历程。在这一进程中，肯尼迪学院逐步探索出了较为成熟的智库建设路径。
１． 明确智库的角色定位与服务导向
对一所大学而言，智库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它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何种职能？这是决定大学智库建设成效和发展走向的首要问题。
肯尼迪学院在智库建设过程中，逐步明确了智库的角色定位，并结合自身优势确立了精准而专业的公共政策服务导向，从而为智库的良性发展廓清了道路。
首先，智库是学院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有效载体。提供社会服务特别是公共政策方面的服务是肯尼迪学院的办院宗旨之一。６０年代，学院在转型发展之际，以首个智库机构———政治研究所的组建为契机，再度明确了社会服务职能在学院发展中的定位，并将政治研究所确立为学院集中提供公共政策服务的载体与平台。
借助对政府政策需求的敏锐捕捉，依靠大学母体和学院内部雄厚的学术资源以及研究所灵活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政治研究所的政策服务优势很快得到充分发挥，迅速成为美国智库领域的知名品牌，同时为学院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注。
肯尼迪学院之所以能够在７０年代后彻底摆脱此前的发展颓势，成为“哈佛大学在２０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最大的成功案例”，与学院对智库角色的准确定位以及在这种定位引导下智库功能的充分发挥不无关联。
其次，智库的基础职能是提供精准而专业的政策服务。作为以公共政策服务为基础职能的机构，大学智库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产品，而高品质的服务产品至少应具备两个要件：其一是服务方向的精准，其二是服务内容的专业。
肯尼迪学院的众多智库最终能走向一流，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即在于这些智库能够根据政府的政策需求，结合自身学术专长和研究优势，提供准确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前文提及的贝尔弗中心即是一个良好范例。
贝尔弗中心成立的目的在于应因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核武威胁，借助学术力量为美国政府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秉承这一宗旨，该中心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参与了美国对苏联的相关决策过程，不仅集中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演，而且还委派研究人员作为政府代表介入有关的对苏谈判和交涉活动中。
为了提高服务的专业程度和业务品质，中心除依托哈佛大学和肯尼迪学院强大的专业学术队伍外，还广泛延揽具有丰富外交实务经验的人士担任专兼职专家或顾问。依靠专业多元的研究队伍，中心为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外交事务提供从决策理论到谈判技巧的全方位服务，从而确保了中心在该领域的持久影响力。
２． 灵活的人员聘任
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服务，关键在于智库的研究团队。肯尼迪学院的智库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结合智库服务对象和领域的复杂需要，以组建背景多元交叉的研究团队为目标，逐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智库梯队建设机制，为智库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产品奠定了基础。
高水平研究团队组建的前提是人才聘任机制的科学有效。在数十年的智库建设进程中，肯尼迪学院建立了灵活的人才聘任机制，充分满足和适应了智库政策研究工作的特殊需要。
以１９８６年组建的肖恩斯泰因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为例，该中心的成立初衷是探讨并构建学术界、媒体和政府的新型关系，其研究内容和服务对象涉及上述多个领域。
为确保研究工作的质量，除常规的学术队伍（身份上属于哈佛大学教师）外，中心还通过不同形式如项目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等聘请了大量研究人员，以服务于中心特定的研究项目。如２０１６年中心聘请美国知名媒体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鲍勃·希弗担任为期一年半（三个学期）的研究员，这一聘任的特定背景是，２０１６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鲍勃不但深谙华盛顿的政治生态，同时在其记者生涯中还面对面访问过自尼克松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还主持过三次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辩论会。
中心希望借助鲍勃的工作经验，对有关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类似的人员聘任几乎涉及中心所有的研究项目，据统计，自１９８６年至今，中心聘请的研究员达２７０余名，访问学者近５０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外聘人员是由相关人士或团体以项目基金形式提供资助的，如肖恩斯泰因中心常设的学者项目有“琼·肖恩斯泰因研究学者项目”、“沃尔特·肖恩斯泰因媒体与民主研究学者”、“Ａ．Ｍ．罗森塔尔驻校作家项目”等。
灵活多样的聘任机制使中心在不增加额外人员编制和经费压力的情况下吸收到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进而确保了智库的有效运转。
除聘任机制灵活外，肯尼迪学院在智库队伍建设上的另一特征是人员来源广泛，这为智库开展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保障。例如，在肯尼迪学院智库建设初期，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是最早确立的主要政策研究领域。基于这一服务方向，以政治研究所和贝尔弗中心为代表的学院早期智库在组建交叉性背景团队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两所智库的首任主任理查德·纽斯达特和保罗·多蒂在任职之前本身就已经是在各自领域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有丰富的从政经历。
①在纽斯达特和多蒂的主持下，两个智库一方面依托哈佛大学雄厚的人才资源，汇聚了一批专业背景涵盖多个领域的学者任专职或兼职研究员，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结合智库的服务内容与对象，广泛邀请熟谙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事务的人士以灵活方式参与智库的相关工作。
如政治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组建了包括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联邦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华盛顿邮报》董事会主席凯瑟琳·格雷厄姆等在内的高级顾问委员会，为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和官员培训等工作提供具体的专业指导。
与此类似，贝尔弗中心在队伍组建方面也体现出了突出多元背景和注重实务经验的特点。这种梯队特征对智库在成立后迅速开展有较强针对性的专业研究进而在各自领域凸显自身价值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在肯尼迪学院各智库现有的人才库中，来自世界各地、社会各行业领域的专兼职学者和研究员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２０１４初，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应贝尔弗中心邀请担任高级研究员，２０１５年４月，陆克文主持完成了题为“习近平治理下的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围绕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
这一案例充分体现出肯尼迪学院在智库研究队伍建设方面的机制优势。灵活的聘任机制和广泛的人才来源对大学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极为关键。聘任机制灵活，使得智库可以超越大学内部相对稳定甚至封闭的人事架构，较为自主地延聘符合智库相关研究项目特定需要的人员；人才来源广泛，则适应了现代智库开 展综合性、交叉性领域政策研究的现实需要。上述人才建设机制的完善，为肯尼迪学院打造一流智库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３． 智库影响力实现渠道的拓展
智库建设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水平上。肯尼迪学院在智库建设进程中尤为注重拓展智库影响力的实现渠道，逐渐形成覆盖广泛、途经多元的影响力发挥机制，构建起有利于智库发声和扩音的良性平台，确保了智库影响力水平的稳步提高。综合而言，肯尼迪学院现有智库的影响力实现渠道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员“旋转门”。所谓“旋转门”，通常是指在选举政治背景下学界与政界之间的交互性人才流转机制。在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员流动已成常态，智库学者出任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官员卸任后到智库任职，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第二，公共论坛、专题会议。组织和举办论坛、会议，是包括大学智库在内的美国智库体现自身影响力的常见形式。从大学智库的角度来看，借助论坛和会议，邀请学界、政界及相关领域的人士进行演讲、研讨，一方面可以及时和直接地了解政府决策活动、把握政策理念，使智库研究工作更具准确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向决策者传递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以介入或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决策过程。
肯尼迪学院的众多智库在实践中开发出了类型、层次和形式多样的论坛、会议，如前文提及的由政治研究所创办的“阿科公共论坛”，自１９７８年至今已经举办了２３００余场，受邀进行主旨演讲的嘉宾既包括各国政要、工商巨头，也包括媒体人士、学界精英等，目前该论坛已成为肯尼迪学院甚至哈佛大学最具影响力的政策宣传平台。
在贝尔弗中心，定期邀请相关人士召开专题性政策研讨会是中心的常态性工作之一，如近年来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确保核武安全的政策主张，中心先后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４年举办了三届国际核安峰会，共有５０余个国家的代表与会。
核安峰会的连续举办，以及会议所传达出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声音，无疑进一步巩固了贝尔弗中心在这一领域的全球性地位，其作为美国政府核武安全重要智囊团的角色也更为凸显。
第三，传统出版媒体与新兴网络平台。借助适当的媒介对外发布研究成果，是现代智库提升自身话语权、扩大舆论影响，进而凸显智库存在价值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肯尼迪学院在智库建设进程中着力培育和开发多样化的成果发布渠道，其中既包括传统的新闻和出版媒体，也包括新兴的现代网络平台，形成了多元交叉、覆盖广泛的成果发布机制。
在传统领域，肯尼迪学院的智库除充分利用学术著作、期刊论文、新闻撰稿等常规形式外，还开发和建立起自己的成果发布平台，如创办期刊、杂志，发布工作报告，制作政策简报等。借助这些渠道，一方面智库能够及时发布相关成果和政策建议，另一方面通过吸收和发表学术同行的研究成果，能有效提升自身的学术关注度和影响力。
除平面媒体外，各智库还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平台，积极鼓励智库成员参与甚至主持电视新闻或政论节目，以扩大自身的宣传力度。除传统媒体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肯尼迪学院还有效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积极发展新兴的成果发布平台，进一步扩大舆论宣传的影响力。如各智库大都开设了脸书、推特等社交 公众号，学院还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开辟了专门的视讯频道，定期推送文字或视频简讯，同时将经作者授权的研究成果全文发布到智库官网上，便于公众浏览。
此外，智库还与部分在线阅读服务商进行合作，将有关论著和成果制作成电子读物定期推送到客户端，读者可以通过各种在线终端随时随地浏览。对新兴媒体的充分利用，有效满足了更大范围内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使智库成果的传播变得更为直接、快捷，舆论影响力的覆盖范围也更为广泛。
４． 智库建设与学院发展的有机统一
智库建设与学院发展的有机统一，集中体现于肯尼迪学院的智库在承担学院人才培养职能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一般观念中，智库是以研究为载体提供公共政策服务的专门机构，尽管与大学一样具有显著的学术性，但并不承担政策研究以外的职能，特别是不承担人才培养或教学工作，因此，智库也被称作“没有学生的大学”。
不过，如果以此来定义大学智库，则有失准确，或至少是不全面的。大学智库有智库的当然属性，但其“基于大学”的特点又必然使之烙上大学机构的属性印记，因此，承担作为大学分支机构的相应职能也就成为大学智库区别于其他类型智库的重要特征。
在智库参与学院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方面，肯尼迪学院及其智库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实际上，对学院的各个智库而言，人才培养绝非附属职能，而是与政策研究具有同等地位，并且能够互为支撑、相互融通的基础或核心职能。
各智库普遍将教育工作或人才培养视为自身的天然使命，如阿什中心将教育作为其三大职能之一；在贝尔弗中心为自身确立的两大使命中，“为相关领域培养未来的领袖人才”居其一；卡尔中心认为中心应充分发展和发挥三种能力，其中就包括教学能力；公共领导中心则宣称致力于为未来世界培养具有应对各种挑战的领导才能的优秀人才。
在学院各智库对自身职能和使命的表述中，类似内容比比皆是，这也充分说明，人才培养已经内化为学院各智库的自觉使命。在实践层面，结合肯尼迪学院设立的教育项目，各智库积极发挥自身的学术和平台优势，提供了类型、层次和形式多样的学习机会，在充分满足学院教育教学工作需要的同时，也有效履行了自身的人才培养职能。
肯尼迪学院的教学工作主要有两类，一是学位教育，一是高管培训。在这两类工作中，智库及其成员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国际发展中心为例，该中心为肯尼迪学院的研究生设立了“午餐习明纳”、暑期实习基金、研究生工作论文等教学项目，同时该中心是学院公共管理／国际发展硕士（ＭＰＡ＼ＩＤ）学位项目的主 要执行者，中心成员大都直接参与学位课程教学和论文指导工作，该项目现已发展成为肯尼迪学院最具影响力的硕士学位项目之一，因其起点高、难度大以及卓越的人才培养质量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而在高管培训领域，该中心组织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职业经验的学者开设了相当数量的培训课程，据统计，仅目前排定的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培训项目中，由中心成员开发设计并主讲的课程就达７门。由于高管培训的对象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政务、商务人员，因而这种培训对于扩大中心及学院的影响力极有助益，同时，不菲的学费收益也是学院重要的资金来源，为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支持。
不单是国际发展中心，事实上，几乎每个智库机构都是学院教学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智库投身于有关学院发展的主要工作中，不仅是对学院发展的支持与促进，同时也成为智库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借助参与各类型人才培养活动，智库的研究成果、政策理念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其影响力甚至可延伸到国际领域。此外，通过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各智库也得以有意识地培养出符合自身需要的人才，对智库的梯队发展能够起到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事实上，从高校智库建设的国际经验来看，国外众多一流大学智库在其崛起的进程中，大都带有鲜明的大学属性烙印和职能特征。
以肯尼迪学院为例，学院各智库既是公共政策研究和服务的承担者，也是学院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实施者；智库成员往往扮演多重角色，他们一方面围绕公共议题开展广泛的应用研究，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学院正常的教学和学术活动。
多重角色的互为支撑与共存互溶，促成了智库与学院的同步发展，使肯尼迪学院成为构建智库与高校“命运共同体”的范本。
对我国而言，高校在开展智库建设过程中，亦需摒弃视智库为“高校特区”的认识，而应将智库作为高校职能的综合提供者，积极发挥智库在培养复合型人才和开展综合创新研究方面的平台优势，促成智库与高校母体的有机融合，在推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同时，同步实现高校母体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