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了《２０２１年战略竞争法案》（以下简称《战略竞争法》）；４月２１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２１：１的高票审议通过了该法案。这份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主张“战略克制”的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Ｑｕｉｎ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近期发布文章，称这些法案至少会在四个方面对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法案中提到的“邪恶影响”（ｍａｌｉｇ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一词故意煽动恐惧、怀疑和指责，以此恐吓那些希望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建设性接触的美国人。这种泛泛的、基于恐惧的说法最初是由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官员采用的，现在被嵌入了拟议的《战略竞争法》中。这种说法使有关中国的危言耸听的话语正常化，可能会加剧麦卡锡主义式的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任何华裔或任何与中国大学、企业或协会有往来的人都会被视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第二，这种对任何被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或事物的笼统批评削弱了美中积极关系的基础，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企业、州和地方政府、高校、学者以及侨民社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动荡而复杂的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影响力行动”的概念可能会被误用，让所有这些关系遭受怀疑，阻碍双边问题的建设性讨论，让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被指责为中国的“外国代理人”，无法及时获得一些安全许可，职业生涯陷入瘫痪。

　　第三，法案中的这些提法可能会威胁到新闻自由。诱导“地方媒体”或“独立媒体”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和培训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资助那些并非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媒体来推动所谓的反华议程，将损害参与此类工作的记者的信誉。通过操纵自由媒体来支持美国政府提倡的“大国”冲突议程，也会导致公共话语失衡，淹没那些更客观的分析和报道。

　　第四，宽泛地批评“邪恶影响”，可能导致美国无法有效、明智、有针对性地应对问题和风险。这一笼统概念引发了基于恐惧的言论以及保护主义和反移民的法规，对于对抗真正的威胁几乎没有作用，反而会造成重大的附带伤害。通常情况下，这一战略中涉及的全面禁令实际上使美国人更容易面临隐私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文章称，美国政府应该将“影响力行动”的概念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并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美国应该鼓励美中两国的大学、公司、组织以及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文化、科学、教育和商业交流。从事这些活动的美国实体应为其人员和学生提供培训和资源，而不是完全禁止或避免此类活动。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可以向美国公民社会、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开发这类培训资源。

　　传统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审查活动或秘密的虚假宣传活动，都应该引起情报和执法官员更严格的反应。但是，应对措施不应具有针对性，否则可能导致种族歧视。例如，国内阴谋论者将疫情武器化，以加剧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在日前举行的一次华裔美国人会议上，前华盛顿州州长、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表示，“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上美国过火的政策”导致美国的华裔群体面临充满敌意的环境。为了应对这些趋势，他强调称：“要让美国变得伟大，我们需要拥抱我们的多样性，而不是害怕它或把它妖魔化。”

　　遗憾的是，《战略竞争法》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麦考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Ｃａｕｌ）提出的Ｈ．Ｒ．２３２９法案都将反其道而行之。例如，《战略竞争法》第１３２、１３３和１３６条笼统地描绘了所谓的“中国威胁”，煽动了对亚裔美国人的偏执和愤怒情绪。虽然客观来看，《战略竞争法》中有一部分内容谴责了所有形式的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第１３５条对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表示关注，并呼吁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使用一切可用和适当的工具，打击反亚裔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蔓延”。但是，该法案的其他部分将使美国对“邪恶影响”采取破坏性和过度的策略。此前就有学者发表了相关文章分析了该法案的条款将如何破坏美中合作改善全球发展援助的前景，并对美国大学施加繁重的审查要求，对国际教育和研究合作产生寒蝉效应。

　　此外，《战略竞争法》第１３２条要求将在５年内（２０２２－２０２６财年）为削弱所谓的“邪恶影响”提供１５亿美元，　而“邪恶影响”一词的定义极其宽泛和模糊。《战略竞争法》第１３３条则列出了特朗普政府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的发现，突出了针对“企业、大学、智库、学者和记者……”的政治影响力行动。《战略竞争法》中的这些条款应该被否决，因为它们威胁到美国的言论自由、种族平等和民主多元化等崇高理想，同时也破坏了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