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伴随着美国政治舞台代际转变的是美国智库出现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的领域上：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5月成立“中国中心”，并请反华政客充门面；大西洋理事会在经费充足后新近成立全球中国中心，想在跨大西洋政策研究的同时重点关注中国；尽管受美国对华政策和疫情等因素影响，很多美国智库的中国项目仍在坚持与中国同行“线上”互动……美国智库有多少家“中国中心”或“中国项目”？它们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怎样的影响？《环球时报》记者梳理了美国智库的新动向，并同相关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中心，不是都那么“专业”
“美国智库和高校中各类研究中国的机构非常多，具体数字还无人考证，至少也有数百家。”有“全球最大智库”之誉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说美国是全世界研究中国的机构最多的国家。从研究性质看，这些研究机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在大学，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宗教等，比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另一类主要是研究中美关系及美对华政策的智库。
2006年，随着中国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布鲁金斯学会将中国研究从东北亚或亚洲研究中抽离出来，成立独立的中国中心。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政治、中产阶层、区域发展、科技创新以及美中关系等。2014年3月，中国中心迎来首位华裔主任——出生于上海的华人学者李成。据他介绍，该中心目前拥有10位研究员，分别从事不同领域的研究，包括杰弗里·贝德、柯庆生、卜睿哲、杜大伟、何瑞恩、乔纳森·波拉克等著名学者。
与阵容齐整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5月，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宣布成立的“中国中心”，是美主要智库成立的最新一家中国研究机构，但只有两位反华政客出现在该中心名单上，其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担任该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而他在国务院时期的顾问余茂春则被聘为负责人兼研究员。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向来不怎么出名。在此消息之前，哈德逊研究所就有一个“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是在苏联解体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白邦瑞。这几年，白邦瑞主持的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是海外“民运”分子扎堆聚集，导致这些活动时常成为反华人士“声讨”中国政府的场所，其学术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有消息说，新成立的“中国中心”对真正想要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学者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将自身定位为独立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一个无党派组织”，但其近几年的政治捐款中不乏跨国资本集团、英国等北约国家的政府机构等。有了资金后，大西洋理事会新近也设立了“全球中国中心”。不过，据相关人士分析，大西洋理事会的全球中国中心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实体，更像是一个工作机制，让各部门的研究人员关注中国问题，出一些报告之类的，以此体现对中国的重视。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近日率领“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窜访台湾时，有岛内媒体称，这家无党派的美国智库在美欧人脉丰沛，主要宗旨还是强化跨大西洋的政策研究及合作。
与哈德逊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新成立的“中国中心”有所不同的是，2019年成立的昆西研究所中国团队对华态度相对务实，该所东亚项目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强烈批评美国政府支持“台独”，主张中美就亚太秩序展开对话，美国做出适当让步。该智库近日奉劝美国“鹰派”，不要借着“中国威胁”增加军费，并强调说，“中国军费开支远低于美国，更没有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建立广泛的军事联盟”。
是否影响政策“难以一概而论”
美国智库的中国中心或中国项目，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此话题，李成表示“难以一概而论”。他认为，总体而言，如果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够超越时代去研究问题，就能在某些特殊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李成的导师、著名汉学家鲍大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发表文章、在国会作证等方式，建议美国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这些建议影响到后来的尼克松政府，为中美关系破冰、建交起到重要作用。
在当前美国政府和国会两党形成对华强硬共识的今天，一些美国智库中国中心的专家们则因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路而得到重用。2021年7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的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出版。这本书的基调与白邦瑞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类似，声称中国领导人30多年来一直执行一项削弱美国实力，寻求自主发展，以取代美国在亚洲及全球主导地位的“大战略”。杜如松曾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他在书中建议美国采取“不对称战略”，削弱中国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能力，维持美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事实证明，他的不少建议已体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
美国智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除了智库专家加盟政府外，还通过政策报告的方式展现出来。据李成介绍，在拜登总统上任前，布鲁金斯学会和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合作，推出美国对华政策报告，受到拜登团队的重视。此外，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还经常委托智库完成一些政策报告，尤其是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智库，更是经常接到这种政府的“外包项目”。
“不同总统对智库的态度不一样，因此智库专家的政策影响力也不一样。”李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比如奥巴马非常重视智库，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就出自布鲁金斯学会，进入白宫后又从智库招很多人加盟美国政府。而特朗普“反精英”意识强烈，其上任后，大多数智库，包括共和党智库在内的专家都遭到冷落，只有极个别迎合特朗普的人受到重视，比如擅长“阴谋论”的白邦瑞，他被特朗普团队捧为“顶尖中国问题专家”，一再散布中国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计划”的言论，声称中国要取代美国的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
拜登上台后，总体上重视智库作用。比如其外交与安全团队核心成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都曾在智库或大学效力过，政府各部门也招募了不少智库专家。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还在筹办“中国屋”，打算招募数十名专家研究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但李成认为，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更强调协调两党共识，因此智库建议还不能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国整体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国研究的预算、机构和人员都有所压缩，这是值得担忧的。他举例说，美国教育部“几乎没有会说中文的官员”。
在“旋转门”盛行的美国，一些智库党派色彩明显。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进步中心由民主党人创立，在拜登、奥巴马等民主党人控制白宫时，其政策报告会得到重视。而美国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的中国项目或亚洲项目一般在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后会更有政策影响力。不过，美国保守派智库在2016年大选中大多反对特朗普竞选总统，有些中国问题专家还参与“绝不支持特朗普”的公开签名行动，这导致特朗普上台后几乎没有从智库中招募人员加盟政府。
“最大愿望是敞开心扉交流”
“我是华盛顿智库中国项目中唯一一位毕业于外交学院的学者。”美国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说。过去一周，她多次参加美国政府部门的政策讨论，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官员互动，并数次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工作十分忙碌。孙韵曾在亚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智库工作，其在史汀生中心主持的“冲突地区的中国外交政策”很有名气。在她看来：“我们中国项目的特点是从中国视角分析中美关系，用美国人能理解的语言和视角公正诠释中国外交，因此，得到美国决策者的重视。”
与孙韵的背景完全不同的是，很多年轻一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还没有去过中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曾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少年轻学者不会说中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而是纯粹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美竞争角度来研究中国，导致整体对华态度更为强硬，“鹰派”越来越多。对此现象，李成则表示，这与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改变有关系。新一代美国学者很多有博士学位，更擅长和喜爱以数学、统计学、通过建立模型等方式，对中美关系进行量化、数字化研究，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社会、人文和决策机制等的研究，而后者往往才是研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维度。
美国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对华态度的转变，也与政治投机的心态有关。近年来，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上升，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精英的共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迎合政客和舆论喜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唱衰和抹黑中国，为遏制中国出谋划策。不出所料，这其中的一些人被延揽进白宫、国务院、国防部效力。
纵观美国智库的中国中心及其专家，尽管近年来“鹰派”人物越来越多，但也不乏理性声音。2019年7月，《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封致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会的公开信，在百人签名者中就有很多美国智库和高校的专家，他们认为“中国不是敌人”，强调两国关系恶化不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
无论美国对华政策如何，对中国的研究都应是美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课题。正因为如此，美国智库期待逐渐恢复“线下”交流。李成表示，他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仍在组织各种线上交流，与中方的接触不少，但这些交流比起面对面的沟通，无论是深度、广度都差不少。孙韵也表示，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的最大愿望就是疫情之后能前往中国进行“敞开心扉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