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6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和深圳智库联盟在深圳联合举办“第二届深港双城发展论坛”。本次论坛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深港创新发展”为主题,围绕如何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跨界大都市区等议题展开讨论。来自深港两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发言。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从过去的“深港合作论坛”到如今的“深港双城发展论坛”,会议名称的变化也隐含着时代的变化。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后,研究院重点讨论开放议题,包括国家层面的开放、广东的开放,但无论国家还是广东的开放都离不开香港;《决定》的第七部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中提到,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尤其是香港在国家推进制度型开放中如何发挥作用,他认为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制度型改革。本次论坛主题包括科创和金融,过去常讲香港“南金融、北创科”格局,如果将深圳元素加入,以去年底今年两部热门电视剧为引可把“南北”串起来,即“南金融、北创科《南来北往》,共创深港双城发展《繁花》新时代”。

　　深圳智库联盟副理事长、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就“港校在深研究院的独特价值与发展策略研究”作发言。他指出,从QS世界大学排名来看,香港有5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名,数量居全球城市首位,恰好这5所大学在深圳都设有研究院。5所港校深研院在深植根时间长、科研成果斐然,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一是深港科创协同的重要载体和典型案例;二是深港科技创新要素跨境的探路人;三是“一国两制”下深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先行者;四是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他建议,重点支持2-3家港校深研院“做大做强”,同时需要解决发展目标定位、与校本部关系、决策效率和自我造血等问题,并且在做大做强后反哺香港创科发展。

　　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罗璇就“深港科创协同”做发言。她指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中一个关键词就是“协同”,即如何协同香港共同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除大学优势外,香港还在数码竞争力、数据中心市场、创新表现等领域均在亚洲区和国际排名处于领先的位置。国家“十四五”规划将香港定位为“国际创科中心”,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务实推进创科发展,先后于2018年推出了100亿港元的“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和2023年推出100亿港元“产学研1+计划”,掀开了香港产学研合作新篇章。她建议,深圳应主动联络和引进上述两大计划中的优质研发平台和项目入驻河套;同时进一步协同香港,用好港校深研院,链接国际科技创新网络,汇聚国际化人才;最后是定期举办深港国际科技创新论坛,邀请全球科技顶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探讨科技创新的前沿话题。

　　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义刚就“深港体制机制创新”作发言。他认为,一直以来深港双方合作推动解决在体制机制上的一些问题,但也仍有提升的空间,比如一些合作机制香港方面参与的少、部分事项涉及上级部门事权、缺少合作制度评价的标准等。他建议,一是深港两地公职人员交流挂职要在更高层级、更大范围、更高频次展开;二是构建深港合作热度指数,对于合作推进有一定的绩效考核评价,同时带动社会舆论关注;三是进一步理顺前海和河套两大平台的关系,合理布局分工、实现互补良序发展。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气候行动总监邢子恒就“可持续航油(SAF)产业”作发言。他认为,可持续航油是航空业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最重要手段。发展SAF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理由有三点:一是SAF是新型绿色新能源产业,2023年全球航油共使用2.7亿吨,而可持续航油只用了50万吨;二是SAF是高端制造业,现今供给较少,需要投入更多研发发掘新技术和新原料;三是SAF是国际化产业,原材料和最终产品均涉及进出口,使用标准也是国际性的。目前在SAF发展中,香港在全球处于落后地位、大湾区在中国处于落后地位。最后他指出,大湾区具有发展SAF产业的优势,如世界级机场群对SAF使用需求、相关科研院所有发展SAF的研发能力、便捷的原材料和成品运输以及已经有SAF的使用经验。

　　腾讯战略传播中心总监廖芳莉就“深港数字经济融合”做发言。她指出,深港同城化趋势明显,民间交流和各种实体的融合程度非常深。就数字经济领域而言,深港两地都拥有非常好的发展基础,如深圳有领先的企业和成熟的各种细分场景和服务,香港则有较高的互联网渗透率和广泛的微信小程序应用,两地已有很多企业和高校开展联合实验室或科研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融通,尤其是深港两地的融通,顶层设计非常完善,广东省制定的“数字湾区”建设方案提出了清晰的目标和任务,但在实践中仍有问题和困难,如数据跨境实践中还存在着规则模糊、操作程序繁琐和双方接轨制度不同等问题。最后她提出,数据或者数字服务也是深港要素流通融合的一部分,希望两地能加快融合。

　　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於晓亮就“深港科研机构的设立”做发言。他提出,深港两地在科研要素的使用上还存在差异,如在深圳使用国际互联网不便利、在香港则科研场所空间有限制等,建议探索在落马洲河套地区、新田科技城建立全新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公共设施平台,配套全新运作体制,既不同于香港也不同于深圳,综合深港优势,形成“特区中的特区”,便利科研人员流动、科研合作和经费使用的一体化运作,最终转化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此外,他认为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因素,香港和深圳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时科研转化则可结合大湾区乃至整个广东省个城市的产业优势和特色,考虑多点布局。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就“新发展格局和深港共同培育国际化新质生产力”做发言。他指出,大湾区或者深港经济是以外循环为主,但从近期数据来看,偏内循环的江苏经济总量与广东省的差距整不断缩小;随着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若转向以内循环为主,广东省或者大湾区会面临一些挑战。他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培育国际化、向外循环会更符合国家战略需求,而共同培育国际化的新质生产力深港需要关注五方面内容,一是创新活动的国际化,创新要紧跟国际先进;二是产业拓展的国际化,包括市场、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三是规则机制的国际化,要接轨国际产业规则;四是人才的国际化,包括综合利用深港各自优势共同引进高端人才;五是现代基础设施的国际化,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港口、机场、口岸等如何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国宏在议题二开场致辞中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新”,就是创新,不仅仅是指的技术、业态的创新,还包括了管理制度的创新;“质”的理解则百家百言,国内常说的量变到质变,就是要有本质的变化,带来效率的提升,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金融中心建设的“新”与“质”上,他认为国内常讲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服务国内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金融怎么去服务;“质”则是效率提升,金融本身要提高服务的效率,提升服务的效益。他指出,深港需要在未来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全球金融的发展乃至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危机和挑战中找到位置。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院长何佳就“金融的全局性”做发言。他认为,所有金融的问题都是带有全局性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事物彼此相连,所以金融体系流动性是第一位。金融问题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局性”,所有现代金融理论模型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目前最大的问题则是渐进性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呈现出明显的局部性特征。因而,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在于金融问题的全局性与渐进性改革的局部性之间的不匹配。他建议,深港双城金融合作要有规划,要摆脱渐进性改革这类局部性问题。

　　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资深策略规划师应坚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做发言。他指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三大快速发展期,一是40年前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二是在2004年香港银行正式开办人民币业务,三是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香港推出。去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首次与上海并列。他认为,尽管香港发展得很快,仍面临一些挑战,如一方面与纽约、伦敦的差距是否在缩小,一方面来自周边城市的竞争在增加。香港金融发展有三方面有待提升,一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要离岸金融中心,业务布局有短板如缺少商品中心和商品交易所;二是金融人才引进存在结构性问题;三是发展web3.0、虚拟资产等缺少核心技术支撑。他建议,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明确定位,同时要抓重点发展人民币业务,最后要有识别境内外外溢到香港的风险的功能。

　　微众银行金融科技高级研究员许桐桐就“深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发言。他认为,从全球金融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也一定是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深港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在金融科技、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方面加强合作,并强化要素在深港两地之间的互联互通,共筑深港数字新基建。他建议,一是有关部门进一步向金融机构开放政务数据和公共数据,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能力;二是推进深港跨境数据流通,引导两地的金融机构接入到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持续拓展平台在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三是深港两地加强技术研发和算力等方面的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黎晨就“大变局下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发言。他指出,从演变上看,国际金融中心在地缘上的分布与地缘政治的变局密不可分,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和纽约等金融中心的陆续崛起,背后都是有供给与需求的变局演化。根据IMF报告,当前极有可能进入到地缘经济裂解的阶段,即在今后一段时间会见证现有金融全局性架构走向裂解。他认为,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未来大变局当中,对于香港、深圳作为整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求是巨大的,深港携手探索更多新的金融创新,帮助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构造自身的产业链或者外循环。同时,香港应跟内地金融市场更好协调以应对风险和挑战。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余凌曲就“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内容及建议”做发言。他认为,香港在新形势下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定位在国际化的产业金融中心,或者产业金融中心应该是其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建设国际产业中心有三大方面大有可为,一是加强对国内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别是与大湾区的科创怎么更好结合;二是增强对“一带一路”服务功能,香港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要在扩大“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的领域多发力;三是抢占国际数字和绿色金融创新高地,探索虚拟数字资产和实体经济实现更好的结合。他建议,要将推进深港共建国际金融产业中心能够上升为国家战略;支持深圳优势的金融市场、机构和人才,以香港为基地来发展国际业务;加强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特色金融的协同发展。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万新就“可持续金融和绿色金融的‘新’与‘质’”做发言。她提到,跟现在所面临的地缘政治跟贸易战不同,在可持续金融和绿色金融标准接轨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国际社会对于碳相关和自然相关的金融披露要求增多。她认为,“新”是可以创造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社会,而政策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影响主体的行为响应,最终对社会、经济等发展产生影响。当全球或者整个社会面临非常多复杂的挑战的时候,通过社会化和共同学习的过程来找到解决方案,同样也可以通过新的社会化学习机制找到深港双赢的合作以及共同的发展。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在总结发言中特别提到,过去做研究很多可以参考国外成功的经验,但当下和未来面对的问题很难再到“教科书”上找到解决的办法,需要智库、学者去“Thinking”思考,呈现智慧。他强调,他看好香港的未来发展,回顾香港过去的发展,不要只关注一两年比较困难的时候。香港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发展什么,深港两地要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去合理分工。他倡议,未来大家要集中思考香港相较于其他城市的比较优势,并把所思所想带到下一届深港双城发展论坛上讨论分享。

　　论坛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旨在促进深圳与香港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探讨经济、社会和民生等议题,推动两地发展的持续繁荣与创新。论坛每年将在香港和深圳两地轮流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