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办好智库是国家之需、决策之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实践中探索，在创新中前行，在磨砺中提高，正处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加速转换的新阶段。及时发现问题、着力解决问题是我国智库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当前我国智库建设仍有几个方面的矛盾亟待破解。

　　着力破解学术研究鼓励自由探索与智库需要开展计划科研之间的矛盾

　　智库作为知识服务型组织，提供专业决策知识是其第一属性。现代智库尤其强调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决策服务，注重对学术知识、决策原理的实践性转化，需要通过学术研究为智库研究提供重要知识来源，因此，专家学者个体进行自由式探索是其研究的重要方式。但现代智库又不仅仅是传统的学术机构，其功能属性、运行方式、评价体系等与传统学术机构有较大不同，比如学术研究是以学科为中心，重在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智库研究是以决策为中心，重在研究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学术研究主要凭个人学术兴趣，鼓励“板凳要坐十年冷”，而智库研究则更强调决策需求导向，需要抓热点难点，讲求快速反应。

　　因此，做好智库研究需要大力解决选题脱靶、节奏拖沓、质量托底的问题，需要协同各类智力资源攻大问题、拿大成果、出大主意。目前，一些智库的研究选题销不对路、研用脱节、研非所需、避重就轻，一些智库未突出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短平快的功利化选题、边缘化的无效化话题、散浅软的碎片化问题上，对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问题缺乏研究，还有一些智库把主要资源布局在承接横向规划、服务商业企业上。此外，智库普遍实行的弹性坐班制也与智库需要经常对应急性决策作出快速反应不相匹配。基于此，强化智库的“计划科研”手段，增强智库研究活动的计划性、组织性，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时度效就显得尤为重要。

　　强化智库“计划科研”手段的核心在于调整好专家个人与智库集体的关系，重在形成个人研究服从部门研究，部门研究服从整体研究的整体格局，努力形成学术研究围绕智库研究来开展、智库研究围绕决策需求来开展的运行机制。对于智库管理部门而言，需认真编制好智库年度与中长期计划，将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部署、人民群众的重要关切作为智库的核心选题。尊重智库建设规律，对一些长期、重大的研究项目予以持续滚动支持，努力产出站位高、成体系、有深度的系列重磅成果。对智库专家学者而言，也应积极适应智库科研文化，切实转变观念，强化总体科研、协作科研、订单科研的观念，努力实现政智共谋、共创、共享、共赢。

　　着力破解智库功能、智库成果多元性与评价导向单向性之间的矛盾

　　决策需求的多元性决定了智库功能与智库成果的多元性。《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智库的功能确定为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五个方面，这就意味着，围绕上述功能开展的相关智库活动、产出的相关成果应该获得制度性认定。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智库打通了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在认定上的障碍，但对于智库专家接受报、台、网、端、微等新闻媒体采访，参加座谈、征求意见等决策咨询活动，参与重要外事外宣工作以及在网络、报纸发表舆论引导文章等智库行为，尚未普遍建立对应的评价机制。

　　与此同时，智库报告作为智库成果的主要形式，其种类较为丰富。除了传统的政策建言型、调研报告型、经验借鉴型之外，还有形势、信息、社情、舆情、阅评分析型，观点、知识、会议、活动综述型，事件回应型，立法、文件建议型，现象剖析型，参阅信息型等诸多类型。智库报告的风格除了传统的智库风格、公文风格外，还有“通讯＋报告”“学术＋报告”风格。此外，不同的智库报告对研究深度的要求也不一样，有的需要达到政策实施方案的深度，有的只需进行战略层面的分析，还有的报告只要提出或阐释一个政策理念、陈述或分析一种现象、罗列或介绍一些观点就可以了。但目前部分智库管理者、智库成果评价者、智库报告刊发平台，简单地用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成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库报告的种类、风格与深度，抑制了智库的活力与成果的多样性。部分智库专家视野不够开阔，不会灵活运用智库报告的丰富形式来表达呈现，影响了咨政建言效果。

　　据此，一方面，在制度上应适应智库建设需要，创新和完善智库研究人员绩效评价体系，推进上述成果与学术论文、专著的等效评价，为智库更好服务社会、引导舆论、扩大影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智库管理者、智库成果评价者、智库报告刊发平台，需以科学开放的眼光看待智库报告，鼓励支持多样式、多角度、多层次的智库成果形式。智库专家需善于运用多形式、多风格来撰写智库报告，切实提高成果的穿透力、到达率与认可度。

　　着力破解限制数量、提高质量与推动发展、畅通渠道之间的矛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既有重大进展也有突出问题，其不足与短板集中体现为高端成果不够，难以满足现实需要，集中精力狠抓质量建设较为迫切。但个别地方对智库作出的积极贡献及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存在“花瓶论”“时髦论”等错误观念。也有的认为现在智库报告的数量太多，增加了领导同志和工作部门的负担。一些地方在加强智库管理过程中，过度压缩成果上报渠道，造成成果上达受阻。

　　对此，决策用智部门、智库主管部门应客观认识智库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成果高质量要求与研究能力阶段性特征之间的辩证关系。产出高质量成果固然是智库研究的根本要求，但由于我国智库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精品成果的大范围产生需要一个培育的阶段，有一个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从“能手短缺”到“高手聚集”的渐进过程。

　　因此，主管部门应保持定力，对智库研究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创造条件，既要当好智库的“管家”，也要当好智库的“娘家”，对智库尽可能提出一些契合实际、阶段的成果要求，充分保护和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对智库研究中的质量短板，应以开明包容的心态及时帮助解决，防止因噎废食、矫枉过正。进一步拓宽和畅通成果上报渠道，在严把成果入口关的同时，把领导同志阅读报告数量的控制阀门交由文秘人员调节，形成专家学者顺畅“报”、文秘人员精心“拣”的良性机制。对智库而言，亦应珍惜难得的政策环境机遇，把加强成果质量管理作为事关全局的重要事务，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精准服务，更好谋大局、应变局、开新局。广大智库专家需把研发高质量成果作为资政辅政的重要渠道、个人价值的证明方式，力争把每一项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

　　着力破解打造良好环境与激励制度偏差之间的矛盾

　　激励制度是智库研究的催化剂。营造良好的智库研究环境需要一整套科学完善的激励制度体系做支撑。从当前情况看，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一是智库研究日益需要团队紧密合作与成果激励主要倾向个人的冲突。高水平智库成果的生产靠个人单枪匹马已日显艰难，需要各学科专家通力合作。但目前由于激励机制尚不完善，专家学者普遍重个人项目轻集体项目，参与集体项目积极性低，敷衍应付、推脱规避。二是智库应急研究任务多与从事应急研究“吃亏”的冲突。决策部门对智库应急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专家学者的研究能力、文字效率与奉献精神提出了很高要求，但任何智库能够适应这种要求的人员都较稀缺，其结果往往是少数几个人员长期承担此类棘手任务却难以得到对等补偿，形成“鞭打快牛”现象，名为“能者多劳”，实则造成了一些不公。三是盲目“唯”领导批示与“去”领导批示并存的冲突。领导批示是智库成果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推力，但一些地方在智库成果评价中存在“唯批示”倾向，简单把获得领导批示作为界定成果优劣的唯一标准。还有的地方过度淡化领导批示在智库成果转化应用中的重要性，存在低估倾向。

　　化解上述矛盾，一是可通过扣减业绩考核分数或取消评优评先等措施解决集体项目“不出工”问题；通过大幅提高集体项目绩效分数、实行优稿优酬解决“不出力”问题。对集体项目成果实行严格的外送定级制度，根据不同等级给予不同激励。二是智库应建立专门的应急研究激励制度，从业绩考核、经费报酬、职级晋升、荣誉称号等方面实行倾斜，营造公平公正环境。三是综合考虑、客观评价领导批示作用，既不能“唯批示”，更不能“不要”甚至“不认”批示。可组建专门成果评价小组，定期以定量打分方式确定领导批示成果的类别与激励等次，对那些虽未获领导批示但确有质量、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成果也给予激励；对那些虽获得了领导批示但质量平平、实际效果不佳甚至产生负面影响的成果予以降等，推动智库持续涌现特色鲜明、研究精深、堪当大用的过硬成果。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办主任、湖南省智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