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要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意见》还提出，我们需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智库作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在培养与储备人才、影响政治决策、引导公众舆论、开展政治外交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世界史，很多大国发展与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组（ＴＴＣＳＰ）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２０２０》中，我国的智库数量较２０１９年有较大增长，位居世界第二。我国仅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化智库、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８家智库进入“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与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及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话语权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因为这是智库国际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
在实践中，我国众多智库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吸纳海外智库专家人才、开办外文网站等方式逐步向国际舞台靠近。近些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智库影响力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国际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兰德公司（ＲＡＮＤ）等充分利用脸谱网（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交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国内一些智库如全球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也紧跟发展趋势，利用国际新媒体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等也将新媒体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清华大学的朱旭峰教授课题组还专门发布了针对新媒体大数据的《智库大数据报告》。
在理论研究中，我国新型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情况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我国智库加强舆论引导、赢得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也已成为智库建设与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对我国新型智库的国际传播研究现状进行观察，结合智库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实践情况，深度揭示我国新型智库国际传播的规律，从智库国际传播实践的角度提出未来我国新型智库国际传播研究的建议。
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情况一直投入较多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智库国际传播现状思考。该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智库在国际传播中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提升策略。多数学者在研究中肯定了中国新型智库的高质量发展及取得的积极成效，包括传播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思想、构建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形象等。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吴瑛以中国５家民间智库为关键词，借助谷歌智囊团（Ｇｏｏｇｌｅ Ｉｄｅａ）支持的全球整合新闻数据库大数据平台，分析近两年来中国民间智库的对外传播效果，结果表明民间智库在传播中国声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研究发现，我国智库在对外传播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我国智库研究缺乏独立性、自主性，以及管理体制机制上的缺陷，使得智库的对外传播功能并没有正常地发挥出来。此外，我国智库在全球传播中还存在组织观念、研究平台、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机构运营等七大“短板”，影响了智库全球传播体系的建设。总体来说，我国通过智库建设来提高国家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学者对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路径。多数学者从纯理论分析的角度探索中国智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实践路径，如建立良好的智库传播保障机制，加强智库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建立全方位的智库话语营销传播机制，发挥智库公共外交的品牌效应等。也有少数学者从个案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智库的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周方冶从体制机制建设的视角，探讨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在促进东南亚民心相通过程中的重要价值、现实瓶颈与建设路径。需特别提及的是，部分研究则关注到全媒体环境这种新的视角下，智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路径。新媒体正成为大众传媒之外国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舆论场，智库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来提升其国际传播能力，如尝试走出学术象牙塔、积极响应大众舆论，紧跟媒介变革、再造平台与内容，创设活跃结点、开发专家传播潜能，面向全球舆论场、设置本土化议程风格等。
中国智库对外传播实践路径。中国智库的对外传播不只停留于理论上的分析，更体现在通过具体的实践来进行推动，一些学者对这些实践行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以为未来智库国际化传播提出思考和建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杨云涛以智库英文网站建设为例，对中国智库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进展和不足进行了分析，我国智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虽已逐渐形成自身的传播品牌，但依然存在传播网站平台建设不足、对外传播意识较弱、国际社交平台应用滞后的问题。我国智库应顺应全媒体传播大势，注重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创新，加强传播载体建设，对外传播中注重打造明星研究员，布局全球社交平台，中外媒体共振强化传播效果等。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希从国际传播形势变化、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两大层面深入思考建设服务国际传播领域新型外语智库的战略意义和现实需求，提出在加强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中新型外语智库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钱晶晶则以春秋研究院、全球化智库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三家国内新型智库为例，提炼出了我国新型智库对外传播特性的具体创新性表征，分别为专业化、体制化和重视媒介营销。
从国外智库反观中国智库国际传播。一方面，学者们对国外智库进行研究以启发国内智库学习。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翟翱炜等以韩国开发研究院为对象，研究韩国对外传播中的智库运作功能，启发我国智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切实加强与政府的协调合作，着力突出智库建设的国际化导向，强调立足受众的智库建设本位，重视智库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及优化智库传播平台。辽宁师范大学的吴梦薇考察了将研究、教育与媒体传播相融合的全方位国际智库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运行机制、研究及培训方向、特色传媒方式、发展动态与实践活动。我国智库建设也应尝试将研究与教育相结合，加强国际外交合作与中国特色思想传播力度，提升媒体传播自由度，了解时下不同社群的兴趣，结合流行的媒体传播渠道深入人群，从而提高国内外影响力以及中国特色思想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将中外智库进行比较，以增强我国智库的国际化传播力。如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杨卫娜等从新媒体传播的维度对比研究了中外智库国际化传播的现状、传播策略，提出了推动我国智库全球化传播的建议，包括丰富议题设置、坚持“思想为王”，借助新兴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布局社交媒体、扩大智库受众范围等。
未来研究展望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学界对中国新型智库国际传播的研究为后期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我国新型智库更好地践行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处于新传播格局下的中国新型智库，目前的研究依然有一些可供探索的空间。
研究视角上，加强对我国智库国际传播新模式的针对性研究。目前，国内关于智库国际传播的研究多为综合性的研究和对一些传统智库产品传播方式的阐释，如关注全局化视角下传播现状、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实践途径、传播策略等，但对于融媒体环境这种新传播格局下智库的对外传播路径的研究关注较少。而新的传播方式也恰是智库紧跟环境变化和用户需求，进行国际传播、提升国际影响力所需要作出的变革。如国内外一些智库将国际社交媒体作为传播和宣传智库产品，与同行、用户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而目前的研究中涉及的较少，部分涉及的研究也仅将“国际社交媒体传播”作为推动中国智库国际传播的一种策略来进行叙述，未能将其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研究内容上，强化对我国智库国际传播规律的深入探索。从已有研究可知，学者对中国智库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建议分析较多，很少有研究关注智库国际传播规律，而这一点对我们分析现有的问题以及能否提出切实有效且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至关重要。因此，未来对我国新型智库国际传播的研究应将原来仅仅锁定在智库产品传播尾端的分析，延伸到智库产品传播的整个过程，包括智库产品的产生、发布、传递及智库用户的反馈等，对传播规律进行深度揭示，挖掘影响最终智库产品及智库国际影响力传播成效的因素和原因，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研究方法上，以定量分析辅助我国智库国际传播的定性分析。学者们从中国智库国际传播发展的现状、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借鉴国外智库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的定性分析。而融媒体传播格局下，智库的国际传播途径呈现多元化趋势，如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播客等扩大智库产品传播范围、提升智库影响力；仅通过单纯的定性分析，很难挖掘智库传播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尤其对于借助社交媒体进行传播的智库，传播过程复杂、用户多元，通过简单的案例分析，难以揭示传播的本质，对问题的解释也会相应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未来需要在该问题的研究中探索性使用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多源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揭示智库国际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增强问题及建议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