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我作为经济学界的代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的伟大号召后，更觉责任重大，要抓住时代机遇，推动能够帮助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败于英国以后，如何推动民族复兴是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西天取经”一时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心态。经济是基础，从１９０１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以后，经济学在中国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

　　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一次性消除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为这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中国却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其他遵循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转型的国家，则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为何根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失败，而中国没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却实现了民富国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

　　西方的主流理论来源有二：一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主张的自由市场主义；二是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西方遭遇经济大萧条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者从理论所产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等被马克思称为“结构”的变量中，“抽象”出理论中的决定因素，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或解决出现的问题，其他结构变量则被“舍象”而成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被“舍象”的变量若发生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不再适用，而会被新出现的理论所取代。发展中国家许多结构因素和发达国家有关键性差异，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若要实现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知成一体”目标，必须来自发展中国家总结自己经验或解决自己问题的理论创新。

　　从１８世纪的亚当·斯密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凯恩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知名学者多集中在英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世界上的经济学知名学者多集中在美国。引领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知名学者之所以会在时空上集中出现于一个国家，是因为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或所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一战后美国崛起，到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将近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关键变量来构建理论以解释经济现象或解决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知名学者集中之地就先后出现在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和美国。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为我国经济学界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然而，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必须改变我国经济学界过去流行的以西方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或以中国数据来检验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的做法，而要直面中国的现象或问题来进行理论创新。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当前，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转移到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也将在中国出现。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为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和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作出贡献，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各自的工业化现代化机遇，从而实现共享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