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一次市场崩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还是一场关于知识权威的危机，冲击了整个思想产业。智库对危机作出解释并深度参与关于危机影响的辩论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公众、政客和决策者提供一个认真反思经济秩序基础问题的“机会窗口”。近期，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刚领衔翻译出版的著作《影响力的终结：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英国智库》对此做了深入研究。该书作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名誉研究员马科斯·冈萨雷斯·赫尔南多（Ｍａｒｃｏｓ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Ｈｅｒｎａｎｄｏ）将智库作为独立组织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左翼的新经济基金会（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新基会”）、英国自由市场运动堡垒之一的亚当·斯密研究所（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简称“亚当所”）、典型的中间派技术官僚管理政策技术咨询的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简称“国经所”）、保守党议员创立的政策交流智库（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等四家英国智库的出版物、年报、组织架构和媒体报道，辅以对现任和前任员工的访谈，尽可能还原它们应对时局变化和１０年来因经济危机而开展的转型历程，阐释智库如何干预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公共辩论，研究“公共干预”如何影响智库的组织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在更广泛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多维度建构下的国别智库研究成果
马科斯提出了关于智库研究的新概念、新命题、新工具、新模型与新观点，对危机中的智库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形成了社会学的新成果。智库研究的第一个关口是阐释何为智库，作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智库即为“公共干预”（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这是该书的创新点之一。作者将智库视为干预政策辩论的“智力小组”，这种小组兼具组织发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同时需要经济支持和协调。智库学者依托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组织机构进行公共干预，而且这种干预能被大众传播。
面对危机，作者提出了三个新命题。一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四家案例智库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公共干预是什么。二是这些干预揭示了智库在知识和体制方面的哪些转变。三是这些转变又对智库生存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将公共干预作为研究重心，可以避免对智库动机的探究，聚焦于智库中以个体的名义表达内容。该重心也有助于辨别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是实质性工作（即知识的重新定位），二是工作形式（目标受众、媒体策略乃至募资方式变化的证据）。
理论基础是研究的解释依据，作者通过三个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关于智库参与领域的动态多样性”。一是托马斯·梅德韦茨（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ｄｖｅｔｚ）的布尔迪厄主义模型，用于描述智库的结构性限制，这样就可以推测出一种相对的智力和行为停滞状态，作为一种“零假设”（称为“滞后”假说），可以与观察到的变化进行比较，该书也可以说是马科斯对梅德韦茨的框架进行扩展的一种尝试。二是以吉尔·伊亚尔（Ｇｉｌ Ｅｙａｌ）和帕特里克·贝尔特（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ａｅｒｔ）为主的知识分子社会学及其干预理论，用来强调这些制约因素的关系性质，以及结构性联系可以引导智库变化，从而验证“滞后”假说的不足。三是新制度主义的组织理论和政策变革理论，用来阐述在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智库的机遇和挑战都会发生变化。
作者通过建立一个新模型分析智库如何在智力和机制层面抵御危机并进行自我调适，为智库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滞后”现象是即使面对不断增加的挑战仍持续存在的世界观，可以被设想为一个组织环境迅速转变后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智库的复合特性使得完全基于经验证据的思想重新定位不太可能实现。然而，它们对其他领域的行为体的依赖性和对政策相关性的探索可能使它们面临转型的压力。因此，作者利用“滞后”假说设计了一个模型，用来确定最佳的干预措施，旨在阐明在金融领域以及学术和政治网络方面处于不同地位的智库的不同时期的可能的“叙述”。
通过对四家案例智库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新观点，即“滞后”假说具有两方面缺陷。其一，假设聚焦智库公共干预的内容，忽视了智库在公共干预方式上的显著变化；其二，模型对思维转变的机制和水平也言之甚少，高估了智库的内聚力。“滞后”假说模型提供了一个跟踪思想和机构转变的框架，允许跨时间合并各种形式的数据，将公共干预连接在一起，强调每个“叙述”不仅是独立的部分，而且是迭代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跨越了许多平台和受众，在展示的同时也产生着变化，这不仅使各类组织和环境之间的进一步比较成为可能，也使该书能够更加关注细节。
金融危机对智库的影响及其自我调适
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深刻影响着智库的发展，尤其在智库与公众互动、智库分析报告时效性、智库内部事务处理以及政策问题的内部学术观点差异等方面。认知危机（对人类自身描述世界的能力）与专家权威的危机（对传统专家知识来源可靠性的警惕）息息相关。一方面，这让智库难以影响其既定受众之外的场域；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忽视主流专业知识来源也无足轻重，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作者着重于研究智库如何不断调整与受众的交互方式，并在智力和机制层面抵御危机。
危机对智库的影响。尽管缺乏系统性调查数据，但经济紧缩政策已经影响到了智库的日常开支，现有资金来源的增加和新资金的流入步履缓慢。以往，英国政府机关和各部委曾是智库资金一个相对稳定的来源，但现在这些机构对外部专业知识的态度也日益封闭。英国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机构越来越习惯于对研究活动强加指导。富豪、机构赞助者、慈善信托、政府部门、欧盟议会、地方政府以及贸易组织均会设置必要条件，在研究日程和研究成果的发表与传播上，均有所要求。捐助者对政策影响力的期待值越来越高，捐助资源也随之变得稀缺。这些情况加剧了智库之间及与其他政策分析机构间的竞争。随之而来的情况是，英国智库由于强烈的路径依赖，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公共干预能力和影响力逐渐衰退。
智库应对危机的不同表现。作者对四家智库在参与政策辩论时进行公共干预的表现进行了概括。中左翼智库热衷于批评对金融业放松管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对紧缩政策深表失望。自由市场派智库则更倾向于把危机归责于公职人员和监管机构，而对私营领域、人性的贪婪乃至自由市场的缺陷熟视无睹。学术技术型组织通常自我包装成实事求是的中立方，强调经济证据至上。支持政党型的组织则会制订计划，并以计划的实施来捍卫其正当性。智库在危机的混乱中遭遇各种外部压力，虽然不应夸大它们驱动政策的重要性，但智库确实发挥了“调节者”的作用，帮助建立解读和解决危机的舆论氛围。在危机下，智库能够表现出强大的变革和学习能力，很多智库学者都是在危机发生后感受到了危险和机会共生并存。基于其可塑性和跨界性组织特征，人员在各领域流动发展，智库有能力保持在传媒界、非政府组织以及政治和政策精英间的存在感。
智库应对危机的共性特点。即使这四家智库的发展轨迹看上去相去甚远，还是存在四点共性。第一，机构的转变并不是朝夕之间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每家智库内部的新旧公共干预工作是并行的。第二，思想层面的变迁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体身上。智库的公共干预的整个过程都是由人来完成的，智库本身只是机构名字，是人赋予了其思想和声音。从这一点延展开去，智库里特定地位的人对公共干预的内容和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其举措也关系到自身的社会形象，这一点将加深读者对智库思想变迁原因和过程的理解。第三，每家智库重新定位的过程受制于内部情势。第四，智库思想传播遇阻时更容易进行重新定位，即所谓的“变则通”。
智库面对危机时的生存方略
不管是受北美政治科学、葛兰西学派还是话语制度主义的影响，智库研究专家都认为在政治转型期或局势尚未明朗时，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最佳时机。
全球智库亟须深入研究如何应对危机。一方面，关于智库，尤其是英国智库的研究，一直都相对较少，南京大学智库译丛已出版的专著《思想的掮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国会的理念：智库和美国外交政策》《兰德公司（１９８９—２００９）》等大多关注美国智库。事实上，全球智库都应该被深入研究。英国智库研究成为重点主要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内容主要集中在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彼时，智库在英国“战后共识”被打破后逐渐兴起，学者致力于研究智库在文化、教育和医疗等特定领域的政策影响，以及与政治精英的关联，而很少关注智库这个角色本身随时间推移的演变。另一方面，危机无时无刻不在。作为咨政建言的思想库，智库在公众辩论中将公众审议和对政策的批判性分析置于优先地位，是进行政策反思和社会经济分析的可靠工具，在进行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大变局下智库发展应突破思维定式。智库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关系的研究刚刚兴起，关于这场危机的研究也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然而，马科斯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智库，他将该书称为“第二度解释”，是对“观察者的观察”，集中在经济知识生产方面，而非去解释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或评估旨在解决这场危机的政策上。该书将组织的不稳定性作为出发点，不评价智库的成功与否，而关注智库的工作变化，由此打破路径依赖。
保持核心竞争力是智库生存的不二法门。智库应该在政策分析的构建中去中心化，偏向社区和民众，以“促进社会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关注与对话”的方式去干预公共辩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危机，全球智库应该抓住机遇，建设成熟完善的制度并致力于内部沟通系统的专业化，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和部门会议等不同渠道获取不同的受众群体，为其提供高水平的分析报告和意见，保持竞争优势。同时，智库应以其专业性、独立性、开放性、创新性的特点，就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进行跨国别、跨领域的研究和对话，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
（作者：王珩 周星灿，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