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国内大循环方面，有三个重要支柱。一是持续推进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二是努力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三是加快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制约着国内大循环建立的堵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制约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的堵点；二是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内技术创新的堵点；三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面临的堵点；四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也会阻碍国内大循环的构建。

　　一、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今天我先谈两点关于“双循环”的一般性看法，再谈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今年在中美摩擦加剧、新冠疫情暴发和经济潜在增速放缓的三重冲击下，中国政府出台结构性改革文件的频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４月份出台了要素市场化定价和自由流通的文件，５月份出台了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６月份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７月份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认为这些文件之间是有逻辑联系的。要素市场化、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自贸港为代表的更深层次的开放，都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我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双循环”的思考。首先，在构建国内大循环方面，有三个重要支柱。一是持续推进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二是努力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三是加快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其次，更好地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可以从贸易、金融、开放和机制这四个方面做文章。在贸易领域，应该顺应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新变化，尤其是产业链倾向于缩短化和本土化的趋势下，要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尤其是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在金融领域，要推动新一轮更高层次的人民币国际化。在开放领域，要把自贸区和自贸港做实，在加快金融开放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风险。在机制领域，我们应该既充分利用好传统的全球多边机制，同时要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我们主导的新型多边机制的建设。

　　下面，我稍微展开谈三个具体问题。

　　一是怎样系统地促进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展开论述。

　　首先是从需求层面来看，我们要努力提高中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

　　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意味着应该降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２、在居民内部，过去几十年来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失衡也很严重。考虑到中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所以我们要通过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措施，来让收入分配更多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比如开征一系列财产性税收。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陷阱，也即实施民粹主义的收入倍增计划，让所有阶层的收入都上升，这看似皆大欢喜，但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政府债务的上升，从而是不可持续的。

　　３、“房住不炒”有关政策应长期延续，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畸形繁荣对居民消费的挤压。我们的研究发现，在２０１５年以后，房地产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

　　４、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今年有两个数据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李克强总理讲的，中国有６亿人月均收入低于１０００元。北师大的李实教授团队指出，中国有９亿人月均收入低于２０００元。考虑到低收入群体大部分在农村，所以不提高农民的收入，扩大消费就无从谈起。这意味着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土地流转改革。

　　５、要持续促进居民收入的改善，必须要让民营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民营企业解决了存量就业的８０％和增量就业的９０％。因此，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发展前景，大多数人的收入上升和消费扩大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是从供给层面来看，很多中国家庭对传统制造品的消费已经达到饱和，比如汽车和家电等。因此要扩大消费和消费升级，需要发展先进制造业，也需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很多居民都对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有着旺盛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上述行业依然是被国有企业控制的，所以，我们要加快向民营资本开放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性行业。

　　二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今年４月发布的要素自由流动文件是非常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文件。这对于构建“双循环”具有很大意义。谁都说中国拥有非常广阔的国内大市场。但遗憾的是，这个大市场迄今为止是碎片化的和割裂的。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面临很大障碍，比如商品和生产要素要实现跨区域流动，面临的高速公路收费很贵，省际之间的商品流动还面临着非常复杂严格的检验检疫规定。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掘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就要打破要素流动的藩篱，让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聚集。而如果要素开始自由聚集的话，就必定会出现新一轮区域一体化。未来比较有前景的一体化区域至少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郑州－合肥－武汉的中部三角，以及成都－重庆－西安的西部三角。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允许要素自由流动，要素一定会向一些区域加速聚集，因此很可能会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所以，如果想让全国各地平衡发展，可能就会阻碍要素流动，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如果想让要素加速聚集，一定要在一段时间内容忍地方发展差距的拉大，再通过一些整体性的转移支付政策、产业扩散或者改变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等方式，让先进地区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实现以南促北、以东促西。我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以它为基础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

　　三是如何通过开放来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我想讲两个层面。首先，在今年海南自贸港实施方案提出后，中国已经有了１６个省级自贸区和一个自贸港，看起来非常不错，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自贸区建设方案非常雷同，缺乏地区特色，总体上依然是低水平重复竞争。下一步需要把自贸港和自贸区做实，最好是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争取在不同的自贸区实施不同政策实验与政策创新。其次是金融领域。我个人认为这几年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已经很快了。去年我们取消了ＱＦＩＩ的额度管理，外国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额度理论上已经不受限制。今年年底以后，将会出现很多外商独资的各类金融机构，例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外部金融市场变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过去一年来，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北上资金的频繁流动对某些板块股票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加快开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金融市场开放和其他领域的开放不太一样，前者容易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在夯实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应该预先设计好一些风险防控机制，避免金融加快开放之后可能导致的风险集聚。最后，金融市场加快开放没有问题，但资本账户加快开放一定要审慎。我并不认为当前是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新的时间窗口。资本账户开放历来是新兴市场国家防范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防火墙。在当前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内系统性风险尚未得到根本性控制的前提下，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慎之又慎。

　　二、阻碍国内大循环的一系列堵点

　　关于哪些堵点制约着国内大循环的建立，我想谈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制约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的堵点，堵点至少有四个。

　　第一个堵点是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官方的基尼系数目前是０．４６。根据西南财大甘犁教授团队的数据，目前的基尼系数是０．６左右。还有一些估算数据说明中国的财产分配失衡更严重。因此，要持续扩大消费，必须通过一些再分配措施来纠正收入财产分配失衡，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的问题。

　　第二个堵点是房地产过度发展。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到今天，对居民消费的挤出变得愈发明显，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普通工薪阶层在支付了高昂的月供之后，能够用于其他支出的比例自然会显著下降。未来怎么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来避免房地产畸形发展对消费的持续挤出，这一点也很重要。

　　第三个堵点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如果农村居民的收入起不来，全国层面的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就很难实现。

　　第四个堵点是优质服务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这需要对民间资本加快开放上述服务业行业。

　　第二个方面是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内技术创新的堵点，至少有三个。

　　一是技术创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在当前美国要卡我们脖子的前提下，我们当然要努力促进技术创新。但是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一旦技术创新由地方政府来主导，就容易出现低水平的创新大跃进。大家一哄而上，建产业园、组创投基金、投大量项目，结果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甚至可能出现以创新为名义的寻租行为。这不仅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浪费，而且会阻碍真正的高水平创新。

　　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国进民退现象。刘鹤副总理有一个“五六七八九”的说法，认为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技术创新的７０％。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依旧面临很多问题。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十多年来，国进民退的现象在某些领域是存在的。我们想要激发创新，就一定要设法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向前推进，很多领域要继续向民营企业加快开放。

　　三是创新思维匮乏的问题，这与传统的教育理念有关。过去的传统教育倾向于鼓励思维的一致性，鼓励集体思维，这是培养工程师的思维，但思考的独立性、批判性、创新性较少。要激发创新思维形成，就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

　　第三个方面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面临的堵点。其中最大的问题或许是，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锦标赛式的竞争格局，各地都以考核ＧＤＰ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导致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地方政府均各自为战，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样表面上看是实现了各地的竞争式发展，但从全国层面来看也造成很多资源浪费与资源错配。要扭转这一点，必须在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时引入一些新指标。单独考核ＧＤＰ总量是不够的，可能要考核人均ＧＤＰ、考核绿色增长、考核持续创新等。需要有一个创新的指标体系，来鼓励地方政府降低对本地利益的考量，真正支持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

　　第四个方面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也会阻碍国内大循环的构建。这几年中国政府加强了金融监管，增量风险得到了很好的抑制，但存量风险依然存在。首先，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债务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它的爆发与否、如何解决，将会影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体系，有可能也会影响普通老百姓。其次是房地产相关风险，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相关风险，需要我们用一些创新方式来加以应对。再次是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银行体系表外资产、非标资产风险很大，这几年已经在逐步控制。现在来看，商业银行体系的存量风险尚未得到系统解决，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风险。比如这几年的扶贫贷款、绿色贷款、中小企业贷款规模显著增长，但这些贷款的借贷主体是脆弱性很强的农户、中小企业等，所以未来是否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浪潮，相关风险究竟由谁来承担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盘考虑。总而言之，如果不能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继续累积，一旦风险在特定的内外冲击下发酵变化，就可能引发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最终阻碍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创建。

　　（本文为笔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ＣＭＦ）第１３期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已经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