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站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高点上，准确把握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内涵，分析面临的挑战，明确主要任务，对于开展下一步工作，推动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个关键内涵

　　“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去年８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会议提出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此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快推动。五中全会再次提出“明显提高”的要求。

　　产业基础高级化是指产业基础能力持续提升，逐步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逐步降低对国外产业链供给体系的依赖，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供动态的全方位支撑，以此推动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一个有着明确导向的目标性概念，也是一个有着时序和阶段特征的过程性概念。理解作为目标和过程的产业基础高级化，应当把握好几个重要的关键词。

　　一是自主可控。在当前的大国战略博弈中，基础领域的核心技术遏制日益严重，我国产业基础“卡脖子”问题已经从潜在的风险，变成了现实的安全威胁。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产业基础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产业链现代化必须要建立在自主安全的底盘上，要牢牢抓住关乎命脉的基础、关键及核心领域，避免被别人“一剑封喉”。

　　二是系统再造。系统性、全局性地筑牢我国产业发展的底盘，把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视野扩展到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全局。因此，产业基础高级化既包括以“四基”为核心的工业基础高级化，也包括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算法、工业软件等新型基础设施的高级化等等。此次全会提出，要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这也是产业基础高级化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三是动态适配。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升级过程，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的整机系统需求、不同的制造能力，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产业基础形态和水平。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要把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长远大计来抓，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系统性地破解产业基础“卡脖子”、产业链中低端锁定、供应链“断供”极端情形等风险，并在某些关键基础领域实现超越和引领。

　　三个重要方向

　　同世界工业强国相比，同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比，我国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重整机、轻配套”的国内氛围以及产业基础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增加了我国产业基础向高级化迈进的难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解决产业基础核心技术来源问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倾向明显，国外对我技术遏制日趋严重，中美贸易摩擦呈长期化、复杂化趋势。美进一步加大对华遏制力度，不仅切断中兴、华为通讯芯片供应，还增强了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和使用管控，加大了我国突破芯片制造技术的难度。未来一段时期，不排除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大对关键技术设备、检验检测仪器仪表、工作母机等产业基础相关的设备管控力度，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面临严峻的外部形势。

　　二是破除产业基础高级化的体制障碍。作为后发国家，我国的工业化起步于薄弱的工业基础，走的是一条赶超型发展道路，有明显的“时空压缩”特征。为快速形成现实生产力，企业往往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和部件、侧重配套组装，整机企业国际采购的路径依赖较重，国内基础产品缺少通过应用实现迭代升级的机会，从而发展缓慢甚至会慢慢退出竞争市场。同时，国内一些企业担心在创新探索、先行先试中发生失误错误，国产产品应用不敢拍板，更倾向使用品牌效应更好的外国产品。此外，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军地之间存在体制性障碍，国内研发和应用环节脱钩，增加了产业基础向高级化迈进的难度。

　　三是克服产业基础自身的公共属性特征。产业基础领域多处于竞争前的共性技术环节，共性技术知识体系纷繁复杂，且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性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一般而言，单个企业承担共性技术研发的能力和意愿不足，纯市场化的企业联盟由于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出发点的差异，往往技术合作不畅，出现“零和博弈”。同时，产业基础领域存在市场规模小、资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技术风险高等特征。以半导体材料为例，韩国在日本限制出口后，决定投入６万亿韩元（约３５４亿元人民币）强化基础攻关，材料强国尚如此，足见基础领域的攻关难度。

　　破除机制障碍协同创新

　　未来一段时期，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主体可齐上阵，从统筹谋划、产需对接、金融支持等角度优化政策取向。

　　一是统筹谋划，完善机制，加强规划指导牵引作用。产业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考虑到产业基础的公共属性特征，必须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方面的积极作用。建议从国家层面系统梳理产业基础的现状和问题、明确产业基础再造的方向和重点，尽快出台有关指导性政策文件。鼓励地方在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基础高级化方面开展先行先试。

　　二是产需对接，协同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供应链弹性。企业是推动产业基础再造的核心力量，可以从符合未来技术和产业变革方向的一批整机产品入手，引导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和代表性行业龙头企业，以产业链、供应链为纽带，以统一的标准体系为支撑，构建上下游“企业群”，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以链群方式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竞争能力提升，畅通国内产业循环体系。

　　三是金融支持，拓宽渠道，优化产业基础发展环境。金融层面应加快研究探索制定面向产业基础领域的差异化信贷政策，可以针对产业基础类企业特点，联合政府部门、园区、企业等，建立信息合作平台，加快发展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无还本续贷等新产品，深化产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