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判断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变化提出的。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加剧，而中国逆势增长，受到全球的关注；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剧烈冲击，但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局，全面复工复产，再次实现逆势增长。中国亮眼的社会经济发展成绩，加剧美国在战略上更加警惕中国，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

　　新发展格局将影响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发展态势，是对未来长远的判断和谋划。它既不意味着封闭的国内循环，也不意味着外循环会立刻消失。相反，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在疫情下率先逐步复苏，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世界各地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剧。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将为大湾区带来机遇与挑战，大湾区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将对大湾区下一轮的增长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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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形成与解体

　　最大赢家是美国与中国

　　１．１　全球化开始

　　美元霸权与中国改革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１］最早是由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教授于１９８７年提出的，随后这一构想被中央纳入沿海发展战略中，被称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过去，各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上基本是统一的，即企业的投资、生产基本都在本国进行。但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基本与中国改革开放同一时期），全球许多企业总部仍在发达国家，生产环节却迁移到国外，全球化浪潮由此开启。

　　全球化现象最重要的动因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出现。比较优势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出现？７０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一统天下，各国的生产要素得以用同一货币为度量衡加以估价。美国借助国家信用向全球供应大量美元，实现了美国资本的大规模出口；而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彰显，凭借廉价的生产要素，吸引了全球生产企业转移。由此，最大规模的富裕资本和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一拍即合”，构成了全球大循环，中美互补成最大赢家。

　　１．２　全球化解体

　　中国的资本　ｖｓ　美国的劳动

　　随着美国生产环节向外国的转移，美国本土工作岗位不断流失，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开始放缓。与此同时，中国通过贸易顺差不断积累财富，据统计，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３年，９５％的人民币通过顺差的结汇生产，而央行负债表中９５％都是美元。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为全球化的解体埋下伏笔。

　　然而，导致全球化解体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土地金融制度。中国土地出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兴起，１９８７年第一宗土地拍卖以来，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建立，进入２１世纪后，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收益的重要组成。土地出让制度带动了房地产的兴起，而以土地为价值基础的房地产相关金融业务带动中国广义货币（Ｍ２）总量迅速扩大，中国成为了新的资本大国。

　　中国成为资本大国的路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根本性差异，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国家信用为担保，向全球供给美元，政府的债务主要是外债；而中国则是以土地价值为信用基础，通过土地金融创造资本，政府的债务主要是内债。

　　土地金融创造出信用，土地信用生成天量货币，推动了中国零售消费总额的上涨，也带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制造业、科技、国防等关键产业的高速发展，推动中国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

　　１．３　从全球化回归古典体系

　　从“两头在外”回归“两头在内”

　　古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上是统一或是分离。中国成为新的资本大国，打破了由美国提供资本、中国提供劳动力的国际大循环。撼动了美国在资本端的绝对优势。近年来，美国一方面推进制造业回归，推进贸易逆差变顺差，美元不再充当世界货币，世界货币消失，从而导致全球化解体；另一方面，美国减少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将产业链转移到中国以外，希望将中国逐步排除在全球化之外。

　　因此，中国现在最主要是要扭转“两头在外”的格局，转向“两头在内”：一方面是推动货币内生和资本内生，创造充足的资本，以减少产业升级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创造巨大的内部市场，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将中国变成全球化的主场。而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发展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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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区的对策

　　但从“两头在外”到“两头在内”，大湾区有三条主要的应对策略。

　　２．１　创造资本

　　中国城市最大的资本来源是土地，也仍是目前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大湾区需要充分认识到土地金融在中国经济循环中的作用。

　　首先，要维持这一特殊金融系统的稳定，防止大湾区房地产市场崩盘。每个城市卖地是有容量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要防止短时间向市场投入大量住宅，要警惕增容式旧城改造；其次，应当格外注重土地自由资本最大化，将土地出让后扣除成本的自由资本作为考核的主要目标。例如控制征地拆迁成本，抑制资本形成的成本快速上升；再次，湾区政府要不断将企业和家庭部门重资产变成公共产品。对企业，要防止基础设施过度供给，并通过资本方式支持企业重资产，比如合肥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实现的。对家庭，要防止公共服务过泛和过度供给，应主要通过住房供给，支持家庭重资产，建立起商品房市场之外的保障房体系，这方面新加坡是非常成功的，具有借鉴价值。

　　由新加坡建屋局开发的首个将公共设施和服务融为一体的综合公共组屋项目

　　２．２　扩大消费

　　无论是古典时代还是全球化时代，本地消费市场都举足轻重。

　　首先，所有的消费都是集体消费和个体消费的组合，而现代消费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组合，大湾区要把基础设施和个人消费组合在一起。其次，要创造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当前，中国大约只有３亿中产阶级，基本来自上世纪的“房改”一族，其余近１０亿人口其实是中国消费市场最大的潜力。如果能再增加３亿人口的中产阶级，相当于中国现有的消费市场扩大了一倍，成为比美国市场规模更大的、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市场。此外，由于住房是中国消费市场的中枢，是几乎所有消费品的重要平台，没有自有住房，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意愿就很难升级，因此，大湾区应当将“居者有其屋”放到战略位置。

　　过去４０年，中国资本稀缺，劳动便宜，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比较优势。内循环来临，资本充沛，势必导致劳动成本上升。保障性住房对于减少家庭支出最主要的住房支出有重要意义，大湾区应把保障性住房作为未来的重点，以抑制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推动增长的转型。新加坡模式是大湾区很好的借鉴样板，大湾区应将房地产市场分开，在商品房市场之外为劳动力提供保障性住房，促进劳动力从生产性转变为消费性，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而对于商品房市场则要全面放开，以保证城市资本来源。

　　２．３　创新政策

　　在从外循环走向以内循环为主的时代，大湾区所具有的多样化制度优势进一步强化湾区的战略地位。相比于其他地区，大湾区内部拥有不同的法律体系、教育体系、货币体系和制度体系，同时拥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窗口，是外循环与内循环链接的枢纽。税收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基础，大湾区的多样性必定建立在多样的税收组合上。中国原来的税收都是来自产业，未来以消费为主，税收也应从生产转向消费。湾区城市分工如果要实现分工互补，就必须允许不同的城市（生产型城市、消费型城市）选择不同的税收。

　　结论

　　当前的全球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几个核心都市圈之间的竞争，大湾区拥有中国最多样化、跨越制度的城市，因此也拥有双循环最大的机会。内循环下的中国经济不是从“奥运会”退回到“全运会”，而是要将“奥运会”的主场从国外转会国内。不同城市要寻找自己的机会，组织“专项比赛”。主场转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开始可能只是转向比赛“ＮＢＡ”，再升级为“世界杯”，最终是“奥运会”。大湾区就是中国最主要的承办地。

　　未来的湾区会面临一次新的升级，出口领先的城市可能让位给消费导向的城市，生产领先的城市，可能让位给资本领先的城市。在新一轮的城市大洗牌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