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十四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进入纵深推进期。直面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各项任务，广东如何继续抓好这一历史性机遇，瞄准短板弱项发力攻关，将国家战略落实为具体行动？

　　今年以来，已两次深入大湾区走访调研的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称，进入新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更显独特和重要，更能够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发挥“压舱石”“动力源”“先行区”等重要作用，关键是要同步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与体制机制“软联通”，主动转向“内外互促”发展模式，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与高效率配置，加快整体综合实力由大变强、变高、变优。

　　●南方日报记者　龚春辉

　　加码“软联通”

　　核心在畅通各要素流动

　　南方日报：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相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有哪些特点？下一步有哪些发力点？

　　冯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立体交通网络比较发达、人才和科技企业密集。与纽约、旧金山、东京等世界知名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陆地面积最大，常住人口最多，港口集装箱、机场旅客吞吐量最大。

　　从经济总量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超过美国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排在日本东京湾区之后。“十四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有望超越东京湾区，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这些都集中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规模上“大”的特征。

　　不过，与其他国际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而不强”“大而不高”“大而不优”的现象依然存在，在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上有待优化完善，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地均产值相当于纽约湾区的４０％，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的５０％左右。在人均产出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相当于旧金山湾区的五分之一、纽约湾区的三分之一、东京湾区的二分之一。

　　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容量约束越来越紧，已成为制约产业扩张发展的瓶颈。因此，推动大湾区未来发展，必定要走创新之路，由大变强、变高、变优是主要的努力方向。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已获批复。在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和体制机制“软联通”方面，大湾区的着力点在哪？

　　冯奎：快速交通网络对于城市群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血液畅通”。不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跟全国大部分地方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硬联通”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对标国际化一流湾区的要求，仍有不少短板。

　　这些短板集中体现在珠江东西两岸和跨珠江口的快速交通网络没有形成，以“城际＋地铁”为依托的广深与周边城市互联互通体系有待完善，域内主要城市仍需加快融入国家高铁网络、打造国际航空枢纽。如果短板一一补足，这将对区域高质量发展起到重大带动与支撑作用。

　　另外，粤港澳三地在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也须同步跟进体制机制的“软联通”，最重要的是抓住要素流动这条主线，推动人才、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实现充分市场化流动与高效率配置，打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卡点”“痛点”问题。

　　拓展内需空间

　　主动转向“内外互促”

　　南方日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有哪些独特优势？

　　冯奎：粤港澳大湾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我想用３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词是“压舱石”。去年粤港澳大湾区ＧＤＰ约为１１．６万亿元，在全国占比将近１１．６％。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第二个词是“动力源”。粤港澳大湾区是国际国内要素高度汇聚之地，各类要素资源在此交流、交换，是推动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强大动力源。

　　第三个词是“先行区”。国内国际双循环涉及人员、资金、技术、数据等多种经济发展要素的循环，大湾区在双循环中面临着比国内其他地方更复杂的环境。也正因此，大湾区的制度创新更具含金量，其他区域可从大湾区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获得启示与借鉴。

　　谈到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国际自由港，以及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上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但也要看到，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广东作为传统外向型经济大省，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面临一些新挑战。随着内外需的此消彼长，广东传统上“以外促内”的经济发展道路需要更快地转向“内外互促”模式。拓展内需空间，放大内需动力是广东的一道必答题。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是落地广东的两大国家战略。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应如何充分释放“双区驱动效应”？

　　冯奎：在我看来，最关键是健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效率，促进大湾区健康发展，更好承担起国家战略。

　　从顶层架构上来看，应进一步健全大湾区的高层协调体制。充分利用已有的重大合作平台，积极探索新建一批高质量平台，促进要素流动、规划对接、深度合作。特别是在收益分成、公共服务衔接等领域尝试合作新模式。

　　在推进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方面，广佛、澳珠、深港带动形成的大都市圈，现代化水平较高，应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并强化与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的对接整合。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中心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四个强大动力源。其中，专业服务是香港的优势，尤其是在金融和法律方面，应借助香港的专业服务去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深圳需要全面落实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内容，广州、深圳还可以结合发展需求，进一步争取国家赋予更多自主权。澳门可以重点激发特色竞争力，增强其引领区域发展和服务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能力。

　　对于大湾区中的节点城市而言，也要进一步拓展辐射带动效应。比如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要强化特色定位，实现城市功能互补，带动周边特色城镇发展。

　　围绕创新发展

　　城市间多层次集体攻关

　　南方日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大湾区在推进城市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方面应当如何作为？

　　冯奎：促进跨境要素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科技与产业创新高地的关键招和先手棋。

　　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香港、澳门与广东仍需要加强对接，加快形成创新要素充分流动的局面。比如，在资金方面，科研资金在港澳与内地之间的跨境流动仍存障碍，尤其是民间科研机构资金仍然难以跨境拨付；在科研基础设施共享方面，港澳提供的科研仪器设备进入内地仍需缴纳２６％以上的设备进口税；在专业资格方面，医生、会计等领域尚未实现互认等。

　　突破这些要素流动瓶颈，需要加快建立完善湾区城市间的对话机制，特别是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湾区中心城市应当率先建立直接对话机制。城市之间的直接对话，应以创新为导向，围绕创新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多层次、多组团的集体攻关，尽量突破行政或体制方面的束缚。

　　南方日报：今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对粤港澳健康卫生合作是一次考验，大湾区建立优质生活圈需要在城市协同治理创新上做哪些文章？

　　冯奎：在疫情面前，粤港澳三地展现了合作抗疫的意愿、能力与智慧。当前，全球疫情还未结束，我认为三地应抓紧研究今冬明春的防疫、抗疫合作方案。长远看，应持续推动大湾区公共卫生安全建设，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合作。

　　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是大湾区发展的底线，是粤港澳居民的共同需求。三地在重大疫情防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等方面有最大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与其他几个湾区不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正逢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智能化技术与管理为提升大湾区治理水平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可以加以充分利用，以此提升智慧化治理水平，打造智慧型大湾区。

　　在公共安全事务等方面的合作，大湾区在推进中要注重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特别是加紧总结突发事件应对、治安管理处罚、传染病防治等领域法治合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