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２０２１年还是比较乐观。第一是我们成功地控制了疫情，２０２１年我们会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优势，当其他国家还在那里蹒跚却步的时候，我们比较成功地完全控制了疫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第二是政策因素保持稳定，包括投资和消费等，都在支撑经济增长。第三是出口，海外对我们的需求增长，应该说上半年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到了下半年，当世界经济真的能够复苏的时候，它们会有一些行业、一些产业出现被淘汰的状态，还会对我们有出口依赖。因此，在我看来应该说２０２１年这三个因素都会继续存在，而且是全年性的，我们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下半年出口稍微弱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内生的这些增长，逐步也会有所提升。最近新公布的数字，ＰＰＩ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转正，表明生产制造业在加速，２０２０年四季度投资已经有将近３％的增长，这些对于明年来讲都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

　　樊纲：中国经济进入消费支撑阶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从收入角度，全国人均ＧＤＰ超过一万美元了，这是一个标志，我们开始进入消费支撑的阶段。从历史上各国的数据来看，到了这个水平的时候，整个社会结构、收入结构等等开始发生变化，人们消费的领域开始逐步拓宽，消费比例会逐步提升。

　　在现有的收入结构下，如何增加人们的消费支出？我们应该努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包括进一步发展和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推动城市化，脱贫等等，同时也要为他们创造更多消费场景。

　　收入增长不是一夜之间的时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整体的事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怎么使得这个过程能够持续，能够平稳，能够在各种情况下都有韧性，才能使收入不断地增长

　　樊纲：收入差距在缩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第一，我们农民工的收入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一直到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１５％左右的经济增长，那个时候的基尼系数真的在下降，从原来的４５％下降到４２％。这些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确实比较快，差距就在缩小。

　　第二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确实因为疫情的暴发等原因，使得我们一些中低收入阶层受到了一些打击，但是我们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加了很多补助性的支出，来托住我们的民生，这个对于避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就是脱贫，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更使得最低端的收入群体收入提高，缩小了收入差距。

　　最近有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社保卡有了１３亿多张，说明基本所有人口都在社保体系里，这是过去没有的，很多国家也没有，美国也不是人人都能够有医疗保障的，虽然农村的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多少比过去没有保障是一个大的改进。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和现实过程当中，通过努力，避免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整个社会的平等和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樊纲：就业形势会逐步恢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就业是个全球性问题，在疫情之下，就业一定会有所萎缩，２０２１年这个情况会有所缓解，但是不要指望马上能够消除，毕竟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基数条件下的恢复性增长，逐步使经济增长恢复到过去正常的增长率，我们的就业才能恢复到过去的那种状态。过去那种状态也不容易，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大家要就业，一个好的就业，收入比较高，也不好找，也不见得满足大家所有需求，但是在全世界疫情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是马上彻底得到解决，只能随着经济增长有所缓解，逐步改善。

　　樊纲：中国确定性的发展机会最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中国确定性的发展机会最多。第一，我们所有的制造业都是有发展前途的；第二，中国在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若干领域里有领先优势，比如ＡＩ、无人机、生物等产业。它们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我们的服务业在发展，网络销售本身就是服务业，人们在服务业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所以从方方面面来讲，各行各业都有发展潜力。

　　樊纲：房地产调控需要考虑“合理性需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房地产调控需要考虑“合理性需求”。比如，迁移性需求，即刚需、改善性需求。跟上供给有两大办法：①　增加大城市的土地供给，包括租赁房、提高土地利用率等。同时减少中小城市，特别是人流出的城市的土地供给；②发展城市群，通过城市群来克服、缓解供求矛盾。

　　樊纲：建议股民通过专业机构投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政府最好提供制度框架，使资本市场能够健康发展，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股市。我建议大家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来实现财富增值，不要追求暴涨，如果要寻求比较稳定的增长，就应该通过机构进行投资。

　　樊纲：要警惕流动性泛滥等风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美国这一年放了这么多流动性，一定意义上支撑着美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对我们的出口需求来说也是一个增长，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崩盘，没有陷入３０年代那样十年大萧条，对于大家来讲还是一个好消息。从弊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后两三年时间，最重大的风险就是会不会出现一轮世界金融危机。这是历史罕见的超宽松。去年一年全世界债务增长了２４万亿美元，全世界的债务率从过去的２９０％涨到了３３５％，大家要有所警惕。短期而言，有一些特殊的风险，就是汇率。我们过去这一段人民币升值，除了我们自己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元贬值，美元指数下跌，这个趋势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使我们感到我们财富增长，在一定意义上还有财富效应，另外一个方面出口变得更加困难。去年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出口仍然增长１０％，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表明了我们的韧性和潜力。但是如果进一步升值，对于我们的出口、增长就会产生一定压力，还可能增加我们的外汇储备。所以，从长远来讲，要加以防范，至少有一个警惕，以防不测。

　　就国内而言，真正的风险是明年投资能不能跟上。但总的来讲，明年的机会还是大于风险，增长潜力、增长现实性要大于风险的压力。

　　樊纲：改革和资源的合理流动有助于改变地域差距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所谓南北、东西等地域问题上，资源的合理流动，资源市场的有效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不能把这些差距固化到一个地方，固化到一个水平上，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流动，来实现各个地区收入的均等，而不是把差距在总量上固定下来，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在变化过程当中，来逐步实现全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