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授权建议事项要调查研究，要研判第一批项目给与后的市场反映、落实和配套的难度。到底还有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哪些是伪需求。　我想结合自己多年的体会，提几点建议：一是需要哪些类别的政策；二是哪些政策反反复复要来要去总是不到位；三是哪些政策看来千头万绪但实际上国家有大布局我们没有把握错失机会，应该还可以捡回来。

　　第一，把握综合配套改革授权试点的机遇，围绕五大范畴设计和提出需要中央各部门支持和放权的相关政策。一是推进新阶段面临的重大改革项目的需要。二是重点跨境跨区域合作空间的规划和配套。三是跨部门的综合事权授权下放或特许地方制定相关政策。四是围绕以前出台过的政策如ＣＥＰＡ，对一些没有落实没有到位缺乏配套但尚有必要细化和推动落地的实施方案。五是围绕未来发展对标国际新格局的法治化市场化底层的基础建设和先行示范等。

　　例如：河套深港跨境科技园作为大湾区重点空间。香港方面考虑到基础建设要延至２０２４－２０２７年才可以有８栋楼宇可以开展招商，香港立法会对新界沿河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布局。深圳方无论是１９９１年提出河套概念到２０１７年明确土地开发合作模式，到２０２１年最新的动态，深圳多次提出沿河经济带、口岸经济带以及沙头角、文锦渡、罗湖的提升改造，莲塘口岸的交付和皇岗口岸的重建等，香港方面主动提出了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区要一园两地共同施策，要在深圳借地面向全球招商，借力河套一国两制合作跨境的特别模式，特别是突出生物医药和要素信息资源互动等。

　　这些方方面面的变化，以我多年的经验，不是哪个部门授权哪个政策放开就可以让深圳获得和解决的，应该将这个深圳河跨境沿河经济带作为一个重大项目立项论证，多方参与，设计一个政策包统筹解决。现在盐田、罗湖、福田各区唱各家的戏，各家到市里，甚至越过市里去寻求外部的支持，最后都会事倍功半。如果定义定位深港双方协同推进深港口岸经济带建设，那么在深圳香港两个城市的边境管辖线之间，能不能在国家口岸之外，做一个类似现在我国与边境邻国两地边贸那样的空间，设立工作通道，发放跨境特许工作证件，开辟一部分出入双方确认的合作空间的工作口，在河套＋福田保税区，沙头角中英街，莲塘口岸、福田口岸附近的指定空间，以及未来设计的新皇岗口岸、罗湖口岸改造（附近９万平米的小河套），大空港延伸到前海试验区（扩区后新通道）等。

　　此外一些马上能做，做热做熟做实一些合作空间，有序开放要素流通的试点和现有政策的突破。比方说，能不能够支持香港科技园在深圳建立异地的飞地园区，在这个飞地里所有的企业按照香港的注册香港的管理香港的服务来做，咱们放开一面，同时也希望香港科技园给深圳一块儿合作平台，让深圳的企业能够在那边去做一个对等的，自由的这样一个快速的资源对接的发展。在人员要素和平台流动中间，对于一些实验室设备临时性过来按清单海关备案管理，在涉及个人所得税和工作天数，缴纳比例等做一些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变通处理。

　　通过河套的两地一园政策，再参照延伸到其他特定指定空间，如前海、大学城、光明科学城，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坪山进出口加工区。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港创新驿站等。还包括香港企业在前海科技园片区。再比如：沙头角的商贸这边能不能够更大的突破一些。放开免税额度和免税商品，在市内开设一部分以外商在中国境内加工原销地在境外的出口转内销的优质产品，配合双循环新格局，调节海外购的模式。

　　以上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反反复复到不了位，那就要调整和设计好跑部前进的路径。涉及到我们这边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按照项目设计好完整的路径和方向，按照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提出方案，把配套措施做好，哪些是我们自己在现有的政策中间可以做的，哪些是必须向北京要，哪些是要有突破现在的法律和空间的，那么利用这个国务院条例或者是这个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的方式来配套，这个需要有一个统筹的布局的安排。当年在推进深圳与香港在皇岗与落马洲之间开通穿梭巴士的案例，深圳协同跨境大型基建项目（深圳河治理、深圳湾大桥、莲塘口岸等）都可以总结，借鉴。

　　根据关键平台、关键政策、关键环节、关键部门的勾画，邀请中央各部委的核心司局，关键业务处室到深圳这边来对口挂职，带着课题来，带着项目来，带着改革任务来，让他们有参与感获得感河成就感。当年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深圳反反复复没有要到这个帽子，通过综合开发研究院建立了三城论坛的智库合作平台。每年除了轮流做庄以外，上海天津都主动邀请国家发改委改革司的领导出席，碰撞，有一次在天津，滨海新区的领导询问，为什么批复的改革方案有一些不是他们自己提的，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当时财政部的就直截了当说那是财政部希望改革的试点。

　　当时很多方案都让各部委自己想做的。如何统筹配套改革，深圳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要有两个的积极性。如果把两个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我们的积极性和他们的积极性，他们通过这个授权推动，上下打通，提出更好的更合适的建议，那么这样的话呢，争取做到这一个通达和落地。上一轮科技部主动提出在深圳合作做好“一城三区”就是一个案例。

　　第三，我们以前有过的很多好的开放政策并没有把握住，落实到位。按照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基本方向，与香港融合发展，相互促进是贯穿深圳改革开放的最大命题。如ＣＥＰＡ（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应该可以回头看。ＣＥＰＡ经过十轮，到２０１４年，广东省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优势，在推进珠江三角洲规划纲要的框架下，汪洋书记大力推导，从第七轮开始，在旅游、法律、会计、医疗、运输、建筑、环保、教育、影视文化、检验检测、电信等１１各领域给了广东省先行先试的很大空间。之后２０１４年底更是签订了广东协议，全面开放服务业。深圳当时在做什么呢？在骑驴找马，推一个全市新平台。

　　另外，广东因毗邻香港，成为与香港合作最为密切的内地省份，在ＣＥＰＡ框架下，有许多先行先试领域和措施，共２１个领域，约占开放领域总数的４４％，具体见下表：

　　所以，我建议回头看，在已经开放的领域，有了口子，可以再次拎出来，对标对症，按照双循环的新格局，按照新发展理念，为发展新阶段设计一个完整的推进模式。有什么用到极致，没有的设计新路径，需要授权的再提出配套要求。

　　跟香港合作的问题更多地听取香港的意见，可以按照香港现行的政策主动和香港配套优势资源。认真做一些深圳落地的方案，把香港的需求把我们的需求对接起来，双方提出一个工作方案，再看看需要哪些部门解决问题。我们再找相关部门。现在我们提的问题提上去以后北京经常有两句话，第一香港行不行？第二深圳到底想干什么？那么香港看到我们的做法也觉得好像是不是要跟他做竞争啊？所以他们也比较谨慎、观望、等待。前海合作就是这个情况。

　　迈向国际化，国际通路信息化是一个很大的瓶颈，一直难到位。因为网信办也好，中宣部也好，包括工信部也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在管理。２０１２年我们就和香港资讯科技界的上京反映。工信部的原副部长原来也跟我说过，希望用技术的方法来帮助香港打通，不要把自己卡在某个环节上。我们想在深圳是有这个机会的。有一家公司通商宝在莲塘，他是跟国家信息中心合作的一个股东，同时呢，又做了深圳市所有公安的网吧监管。对每一个节点和客户都有技术验证，每一个人的身份是可以验证的。他们希望在莲塘那边做一个口岸经济的跨境电商和国际软件开发平台，以技术服务入手，开放一部分网络和知识产权管理的这样一个对接。这个可以研究一些，需要的试点政策应该争取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