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来源于《马洪智库大视野》访谈实录
综研院是我国４０年智库发展缩影，打造市场机制下的“中国兰德”
记者：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进入“快车道”。作为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国内第一家综合性社会智库的掌门人，您如何看待我国４０年来智库发展，如何评价综研院在服务中央政策、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等方面的成效？
樊纲：智库算得上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名词。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其实，它就是做实践性的战略和政策、咨询建议的研究机构，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研究所、科学院都属于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也有一些科学院、研究所侧重理论的研究，可能侧重对事实的实证性分析，但是它不一定提供社会可以直接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不一定和现在的政府和企业合作。
智库就是专门为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和机构进行战略政策咨询的机构，它最大特点是实践性，它以理论为背景，以理论研究为基础，这些机构的人以理论素养为基础进行研究，做出的成果是可以直接被政府和机构所采纳来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些措施和政策。所以，智库也是各种研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机构分两大类，一类是市场研究，就是现实性的；一类是学术性的研究，智库就是专门研究这些政策的可行性。作为智库，它要为政府甚至政党服务，美国、西方国家的很多智库，属于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党都有自己的智库，为自己竞选的策略提出政策或主张，提出对选民有利的方案，提高对选民的吸引力。
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智库有了很大的发展。说句实在话，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就是这４０年来智库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当年这个机构的建设、建立就是马洪、陈锦华等老一辈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当初就是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外国专家取经，征求了一些外国专家的意见。我们中国怎么发展？应该怎么发展？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就是这些外国专家，他们提的建议当中就有一条重要的建议，中国政府也应该鼓励和发展让智库来进行国情的研究，关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因为在国外，智库的研究对政府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政策、战略发展影响非常大。
我们这些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就采纳了建议，开始建智库。首先是在北京建了国务院发展中心，然后就建了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而且，当时还是由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的。李鹏总理的批示是要在北京之外建一个真正走市场化道路的咨询研究机构，我们综研院也就顺势而生。而且，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个名字，实际上也是因为外国专家的建议而题名。综合开发研究院，“开发”这个词，在日文里面就是“发展”。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日本很多智库机构经常用的名字。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森田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等。“开发”是落后国家特有的词儿，但是“综合研究院”是通用的一个词，所以说，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个词本身有点日本血统，因为日本专家筱公太郎他们当时给马洪、谷牧副总理提的建议，就是你们要建这样的研究所，后来连这个名字都是有点儿模仿了。
综合开发其实就是研究发展的问题，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研究所；同时，它是综合研究的，不是说只研究一个方面；比如只研究技术，或者说只研究城市发展，我们研究的是产业及整个地区的发展等等，这就叫综合开发研究院。所以，从这个词儿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开放学习先进国家的一些经验和成功做法是一个缩影。
在这几十年里，应该说是确实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综合开发研究院不仅仅为深圳政府服务，为中央政府、为各省市地区的政府服务，还为一些企业做政策咨询。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各地区的，包括开发区，包括各省市的发展战略、五年规划，做得最多的是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发展规划的咨询和建议。所以说，这也是实现了初衷，实现了这个最初设想作为一个智库他应该做的事情。综合开发研究院也确实实现了当年所提出的目标和方向，建立一个真正在市场机制下的咨询机构。
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全国所有的国家机构、国家智库等机构当中，自负盈亏做得最好的，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咨询收入来支撑运营，不靠国家拨款、教育经费、企业捐赠的支持。我们的收入８０％来自各个团队为政府和企业做的政策咨询获得的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符合市场化的智库。按这种标准来说，我们要建一个中国的兰德公司，它的特点就是可以财务上自负盈亏，财务独立。当然，他靠的是政府的很多项目，同时它也是政府的项目，是通过研究项目获得的咨询收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就是要在市场化的环境当中建立一个新型的智库，而不是传统的完全由政府拨款支付。
记者：在当前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对于数字智库这一提法，您有什么观点？
樊纲：关于数字智库，这只不过是研究方向的问题，可能更偏重于数字化的技术方面。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产业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信息产业，也就是数字。
所以，数字智库，这只是一种新的提法，好象抓住了新的潮流一样，但是实际上这只是研究的一个方向，不可能只局限于这个“数字”的问题上；而且，现在从政府角度、从企业角度来讲，是要用心研究信息技术，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发展自己。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不是数字技术能解决的，它是政府的政策、社会关系、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等等。
所以，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还是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我们不去做某一方面的研究，尽管现在数字、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各个团队大概都会涉及的问题。但它只是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互利合作是智库联盟发展使命
记者：去年１１月１６日，由深圳市委党校、市社科院、综合开发研究院等深圳市研究实力较强的５１家智库机构组成的深圳智库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深圳探索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路径迈出坚实的一步。您作为深圳智库联盟的高级顾问，对智库联盟的发展有何建议？
樊纲：深圳智库联盟是一个学术研究平台，是区域性、开放性、咨询性、非营利性的智库联合体，将以公共政策研究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各类新型智库作为党和政府“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以及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的功能。
智库的发展过程当中，离不开大家的相互支持，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发展，特别是，不同的智库他的专长可能不一样，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有的可能更多的是在政府政策上，有的可能是在技术方面，有的可能是在产业上，有的可能是做企业上。比如一个政府提出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智库所能解决的，一个智库不能满足政府的全部要求。这个时候，几个相关的，但是同时又各自有特长的智库结合起来，共同来为这个目的而为，为解决某些综合性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效果更好，成效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联盟，智库联盟大家互相要沟通。有这么一个组织，有这么一个平台框架，大家就便于沟通。另一方面，各个智库也要主动地去跟别人沟通，有的时候一个智库想把这个事儿都自己做，但是你没有真正的专业的人才，你还不如各做各的事情，各做各的专业方面的事情，有这种分工合作的意识，智库联盟才能发展得更好，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所以，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大家能够互相配合、合作。我觉得这是智库联盟发展的最核心的使命。
记者：今年６月１７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和马来西亚金斯利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东盟智库线上研讨会”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与东盟的智库专家在线上围绕“ＲＣＥＰ背景下如何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展开了研讨。中国东盟智库是一个怎样的智库？对于ＲＣＥＰ的达成，您如何看待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樊纲：综研院与东盟的智库有多年合作的网络，经常进行线上线下会议交流与合作。关于ＲＣＥＰ话题，过去几年组织了３－４次的会议来推动ＲＣＥＰ。参加机构都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智库，与政府直接有联系的高端智库，如印度尼西亚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他的理事长是外交部部长，都是直接参与决策，我们与他们的研讨成果，也都直接上报给政府。
６月１７日中国东盟智库线上研讨会ＲＣＥＰ的达成，对粤港澳大湾区是一次机遇和挑战。因为疫情，我们举办了线上会议。以前是在马来西亚今年在南宁，会议的主题是“ＲＣＥＰ背景下如何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政府与政府直接联系，比如印度尼西亚国际政策战略、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理事长（原外交部部长）。
然而，这个推动决策，就是国际智库的国际合作问题，智库的国际合作，这些智库都是需要的，是互相需要，他们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对政策的考量，他们在关注哪些因素，问题在什么地方，阻力在什么地方等等。
例如ＲＣＥＰ，有几个国家发言中提出非常好的信息。例如，关于ＲＣＥＰ我们国家是批准了，很多国家目前还没有批准，３个国家被正式批准，还有若干国家没有正式批准。
这次视频会议上，提了非常好的信息，非常多的我们平常不知道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可以做点什么。
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项目。这是国家问题，是国家战略的问题，这个国家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日本，涉及到澳大利亚。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所以，智库的发展当中，你要做政策的咨询、政策的研究，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要跟国际上的智库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关系，经常讨论大家都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的沟通，也是为了我们国家制定更好的发展战略、国际战略作出贡献。
我们这么一个地处深圳的智库，我们应该怎么为地方服务，包括怎么为大湾区服务，怎么为深圳服务，这当然是我们的职责之一，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一个职能，是面向全国服务深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为深圳市政府各级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我们最早参与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形成，是有据可查的。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改革开放当中，在城市化的发展当中，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如何解决各种问题，跟港澳的关系，跟全国的关系等等，很多问题都值得研究，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这其中包括跟国际上的关系，我们这个区域最直接的就是东盟。
所以，我们重视东盟，第一是大湾区，大湾区没有包括广西，那也是直接和东盟接壤的地区，当时我们在南宁开发，也是因为广西的政府非常重视东盟的关系。广东，我们的大湾区也更重视东盟的关系。
东盟现在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印度，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第三，欧洲是第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对东盟的研究。有关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东盟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后要加强，还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马洪基金会“金秤砣”项目是推动政府服务改进的典范
记者：您一直以来对“金秤砣”评议活动非常重视。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０日，您参加了我们在深圳举办的“２０２０中国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研讨会”；今年５月１９日，您以视频的形式为中国基层政府政务公开研讨会做了致辞。从您的角度来看，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应该如何更好地去服务政府，助力政府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工作？
樊纲：马洪基金会做的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这对于一个智库而言，尤其是公共智库而言，履行智库职责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监督政府。
智库的一个职责就是监督政府，智库一方面为中国政府服务，另一方面在于改善政府的政策和政策执行力，马洪基金会的这个项目确实也是别出心裁，它最初是在深圳的“金秤砣奖”，然后扩展到对全国政府，有一个亮点就是专注政府的财务财产财政的公开。
一开始就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项目。我从第一届就参加，我觉得这是很有创意的。我们是在政府可接受的范围内，积极推动了政府的改进，至少在财务公开方面，特别是在公共支出方面。在透明性等方面，确实推动了政府的公开透明。例如，以依申请的方式促进政府回复，也就是说至少你得回复我的申请，间接推动政府改进一些问题。
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公益性的，它的这个公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它不仅仅是为政府提供服务，它也推动政府改进，推动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好自己的工作。马洪基金会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中国也缺这些东西，需要更多地建立和发展这些公益性基金会来履行更多的职能，代表公众来监督政府，推动政府服务的改进。
“金秤砣”评议这个项目，应该说是一个典范，在监督政府和改进政府方面，我觉得马洪基金会为全国的基金会做了一个榜样。
记者：马洪基金会在今年的金秤砣评议活动中，新增了“营商环境”的调研作为评议内容，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您认为如何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樊纲：我们北京研究所做了全国的营商环境、企业经营环境指数调查，已经出了两期了。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各种指标，我们有客观指标，也有主观指标。一个企业要活下去，企业要发展，营商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显著好于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面临的企业经营环境显著好于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中型企业又好于小微企业）；尤其在“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方面以及“政策公开公平公正”方面，国企和非国企之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差异很大。
国企与非国企之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经营环境差异，近年来有显著扩大的趋势，需要引起关注。这说明，当前特别需要解决执行政策对各类不同企业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构建实习生培养机制适应智库及基金会发展的双选机制
记者：您在今年的３月７日《中国合力》栏目中接受杨澜的采访，提到年轻人保持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样的民间智库，您认为人才应该如何培养和发展？
樊纲：综研院有一个很好的实习生机制，对于青年智库人才的培养，我认为实习生机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一个实习生，他进来工作半年、一年，这就是一个双向的、互相了解的过程。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一定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或智库，也在考察对方，第一条，感不感兴趣，第二条，适合不适合。
一开始，实习生可能对于智库的工作不了解，如果一开始来就就职，他可能不适应，机构对他可能也不适应，你不能假定每个人都能做同样的事情，每个人的兴趣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假定每个个体是不同的。对于年轻人来讲，年轻人更是具有个性的，他不会按照你所给他设计的模子去生活，要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
实习生制度，就是一种双向选择，这是一种很好的机制。对于实习生来说，你的兴趣在哪里，你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在这方面，你是不是想朝这个发展，你自己决定。同时呢，我们的机构，我们的团队也在观察你，你是不是适合做这个工作，你的能力是不是适合做这个工作，你是不是适合朝这个方向发展？经过这样的实习，双方有了了解，双方共同来做决定，这就是双向选择。
我觉得，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机构，特别需要这样的机制。我们这个机构，刚进来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脑库，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你一定要进来参加项目、参加研究，你才能了解到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的特点，你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决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就业了，需要一个大家互相了解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是把实习生制度作为一个招人的前提来看待。我觉得其它的智库，包括公益性的机构，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招人方式，值得推荐。对于公益性基金而言，还有一种志愿者机制。如果需要一些临时的，不需要长期在那儿工作，就可以通过志愿者机制，通过实习生机制，来双向选择。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些机构的工作，他最终可能不选择你，但是他由此知道了马洪基金会，也是扩大了眼界，扩大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