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社区内的仪式空间，强调了基层活动在支撑当代中国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在深圳的社区案例中，文化复兴首先是地方文化的表现，然后通过构建传统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的主流文化而逐渐得到认可，这就使得文化治理有了基础，基于价值的治理形式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在当代文化和城市发展的研究方法中，文化创造力的作用经常被提及。然而，尽管很多观点侧重于城市社会中各种群体基层活动的多样性和文化自治的作用，但现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文化城市治理的媒介角色。
在深圳的文化中，多样性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生活在一起。在深圳，文化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如何定义“深圳人”有许多不同看法。第二，深圳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挑战，这需要发展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文化创意产业在直接和间接意义上都很重要。直接是作为有前途的商业投资新领域，间接是创造一个城市空间，吸引高素质人才。
在实地研究中，传统宗亲关系的重新出现及其仪式的影响值得关注。深圳在这里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主要与深圳本地人口的作用有关。深圳本地人口虽然在数量上较少，但对城市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广义上的传统宗亲关系和仪式始终在发挥作用。
在深圳，我们观察到自主的基层行动和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形式之间的互动，这体现了经济创业和传统文化复兴之间的一致性，即地方团体与政府之间就文化定义权不断互动，以及当地人在塑造现代深圳的传统公共角色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乍一看似乎是少数人的文化，但实际上正在成为城市文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体现在城市不断演变的空间和建筑特征上。
一、作为仪式空间的深圳城中村
在城中村，宗亲组织的核心是“股份合作公司”。在改革启动后，华南地区的许多村庄开始创建自己的管理公司，管理集体持有的资产。股份合作公司是独立的商业实体，但在确定地方发展战略，包括城市重建和设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旧村庄的边界已经与社区的边界一致，如下沙，它以“坊”划分村庄内部。
在传统中国，村庄是一个仪式性的空间，其中有两个概念被融合在一起，一个是村（地缘），另一个是宗族（血缘），这两个概念都与移民历史有关。宗族总是处于对领土控制权的竞争中，而单系村庄就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
仪式空间会反映当地的繁荣。传统上，村庄呈现的生态和经济，会在习俗中得到仪式性的反映。这些习俗必然涉及宗族和村庄之间的竞争，因为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有许多负面的外部因素。在深圳的现代背景下，这种宗族间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城市重建大部分涉及到与当地宗亲合作的房地产开发设计和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接近仪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ｒｉｔｕａｌ）意味着区分显性和隐性的形式。这一点在考虑制度核心——股份合作公司时最为明显。宗族总是通过建立股权结构来组织联合经济活动。它的核心资产即共同持有的土地。同时将收入投入到集体活动中，如举办仪式或资助宗族学校。公共宗族仪式反映了股份合作公司的这种隐性仪式维度。在当地的宗族习俗中，盆菜宴显得尤为突出。传统盆菜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重新分配“猪肉”，但其潜在含义是指可以从共同财产中获得的利益。这正是我们在福田下沙村观察到的情况：传统上，分红将在新年时进行，届时将在宗祠和庙宇前的文化广场，即仪式空间上举行盆菜宴。城中村不仅反映了土地所有者群体的经济利益，也是现代蜕变中的传统村庄的仪式空间。
二、传统价值复兴中的文化治理
在华南地区，许多地方的宗族都可以追溯到宋朝的移民事件，在这方面，深圳宝安区凤凰村的文氏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文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宋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的兄弟或直系后裔散布在深圳，香港和东莞周边。例如在香港的新田村，文氏家族修复了他们的宗祠，并为他们的祖先竖立了雕像。在深圳，有各种专门纪念文天祥的祠堂或博物馆。这揭示了历史遗产和仪式之间普遍存在的相关性：宗亲身份也可以通过纪念场所的形式来表达，有时与祠堂并列，有时作为替代。
文天祥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在文化治理和宗族认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在宝安沙井的文天祥纪念馆被确认为文化教育场所，凤凰公学将国学作为必修课程，顺应了在教育体系中恢复国学的大趋势。福田岗厦的文天祥小学开设国学课程，学生穿上汉服在课堂学习。在这些努力中，宗族规则或家庭习俗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家庭习俗中，文化和身份的融合方式可能是治理概念最好的体现。宗族谱系不是简单地反映亲属群体的历史，而是反映中国人的历史。相应地，这些仪式所表达的家庭习俗是一种共同价值观，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我们可以确定一种特定的文化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宗亲和宗族在组织设计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和调节的角色。文化并非是强加于社会的，而是传统和宗族文化形式的合作。
三、基层活动在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要“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对此，深圳积极响应，加强网格化、信息化建设，发掘社区资源，鼓励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创新作用，形成基层共同治理的社区新格局。与此同时，在城市更新中，深圳支持基层自主探索创新改造模式。
由于重建，城中村在未来仍将是深圳的特征之一，即“城市化村庄”。在许多社区，本地宗族文化影响和知名度都在增强，但他们在治理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城中村的复原力并不直接反映他们的力量，而是反映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它结合了非正式和正式制度以及各种社会动态。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由代理人组成的四边形结构：政府、地方宗族、 开发商、 公众。
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即利益模式的角度去理解。然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文化作为一种自身的力量，可以整合这个四边形的博弈结构。国家提倡传统价值观的复兴，认可宗亲文化，如祖先崇拜和家文化习俗，这扩大了地方宗族在更大的城市治理框架中恢复其合法作用的范围，逐步建立了通过仪式进行调解的博弈形式，其中部分具有文化的作用。
在社会学家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的理论方法中，仪式被设想为以仪式文物为中心的集体行为模式，调动对群体的认同情绪，创造了共同的身份特征。这与我们所描述的深圳凤凰社区的仪式实践相吻合，如祭祖或盆菜宴。柯林斯还强调了仪式在促成经济互动方面的作用，例如创造相互信任的情感基础。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为城中村的规划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作为对文化治理概念的必要补充。
改革开放至今，深圳极快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大量移民。在深圳发展的初期，政府和地方宗族之间出现了一种建设性的互动，经济利益在复杂的模式运行中被维持，经济博弈在柯林斯的仪式理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仪式作为市场互动的重要嵌入力量。
社区内的仪式空间，强调了基层活动在支撑当代中国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在深圳的社区案例中，文化复兴首先是地方文化的表现，然后通过构建传统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的主流文化而逐渐得到认可，这就使得文化治理有了基础，基于价值的治理形式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仪式空间和宗族网络的深圳社区基层治理体系研究”（ＧＤ２０ＣＬＪ０２）阶段性成果】
【郭曼：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冯兴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铃：德国埃尔福特大学马克斯韦伯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