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银行机构，特别是服务于中国经济成长和财富管理的商业银行，我们特别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和年轻人未来的职业发展。年轻人客群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为客户提供人生伴随式的财富管理服务，就需要从大学生开始争取他们、服务他们。对金融机构而言，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

　　根据我国城镇失业率调查，从今年４月份开始，成年人（２５－５９岁）失业率从５．３％下降到８月份的４．３％，而年轻人（１６－２４岁）失业率却节节走高，７月份达到１９．９％的峰值，８月份略有下降至１８．７％。总的来说，成年人就业率和年轻人就业率的走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结构性背离。虽然年轻人失业率具有季节性，但过去五年同比来看，现在较２０１７年的失业率水平几乎翻了一番。当前我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水平已经高于美国和欧盟，美国是８．５％，欧盟是１４％。

　　学术界认为，年轻人就业存在“劣势”（ｙｏｕｔｈ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雇主角度而言，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没有太多工作经验的新人更容易失去工作，存在“后进先出”（Ｌａｓｔ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的现象。其次从年轻人自身来讲，初入职场，对自己未来职业规划还在迷茫探索中，很容易出现所谓的“摩擦性失业”。中国人讲“三十而立”，通常要到三十岁以后，一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才逐渐趋于稳定。这就造成年轻人失业率偏高，而成年人失业率相对较低的现象。所以，年轻失业率相对成年失业率而言偏高，这是一个国际上普遍的现象。例如，今年７月份，美国１６－２４岁的青年失业率为８．５％，是成年（２５－６５岁）失业率（２．８％）的三倍。

　　对于年轻人就业和成年人就业的背离现象，我们可以这两个年龄段的失业率倍数进行一个国际间的横向比较。根据８月份的数据，目前我国年轻人失业率是成年人失业率的４．３５倍。这在国际间处于什么水平呢？考察ＯＥＣＤ国家的情况，年轻失业率高于成年失业率２倍以下是偏低水平，２．５－３倍属于正常，３－４倍就偏高了，超过４倍就是一个极限水平。美国目前是３．０倍，日本、德国、以色列、瑞士在２倍左右。以目前年轻人就业和成年人就业的背离程度来看，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处在极端的位置，显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在疫情防控、经济下行等众多因素的冲击下，新增就业岗位乏力。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年轻人失业率偏高，而成年人失业率相对偏低。

　　首先要回答的是，成年失业率怎么会出现下行？这似乎与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成年就业群体的劳动参与率降低了，部分劳动力停止在城镇寻找工作，从而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流动性和波动性最大的群体，毫无疑问是外出务工人员。从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增长趋势水平数据进行观察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和历史趋势水平大概有５５０万缺口。也就是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返乡，使得计算成人失业率的分母减小，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造成成人失业率得到改善的错觉。这个问题在国外也发生了，疫情之后美国经济重新开启，但是成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这是造成美国当下失业率奇低的部分原因。

　　同样的道理，年轻人的失业率走高，与前几年高校扩招终于迎来了毕业高峰相关。今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１０７６万，较去年上升１６７万，增速１８．４％，为历史之最。大学毕业生大幅增加，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导致考公务员及报名考研的赛道极度拥挤。今年有４５７万人报考研究生，相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６７万人（５８％），而考研录取率２４．２％，相较两年前下行４．８个百分点，也创下历史新低。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达到２１２万人，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７４万人（５４％），虽然增加了三万多公务员职位，但是录用比例下降至１．４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实体经济为年轻人提供的职业发展通道非常狭窄。

　　就业，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中之重。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上说到要解决１６００万人就业，推断大约是一千多万大学生再加上五百多万农民工的趋势供给水平。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仍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知道了问题所在，答案就不难了。解决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最终还是要从需求端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