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就是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就要抓住和利用好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重塑的契机，深度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主动构建有利的多边和双边规则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４０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里，我国虽具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都比较落后。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才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谋求更好发展。

　　因此，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我们自身的生产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这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变了，经济发展由原来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模式也应该随之进入新阶段，也就是转向包括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制度型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在内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更加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倒逼国内经济体制、制度和相关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改革，将大大加快改革进程，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资金、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有效衔接，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充分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体系面临重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甚嚣尘上，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能为我国发展提供便利条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也能为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对改善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这是统筹好两个大局的不二法门。

　　三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当今，只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巧妙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构建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只有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扩大开放范围，不断拓宽开放领域，不断加深开放层次，使得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在世界范围内更加通畅，供给在世界范围的合作竞争中更加优质高效多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实现经济社会更高质量的发展；只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一切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把世界各国现代化成功经验同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更好地促进改革创新，才能实现“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深刻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我们要立足所处历史方位，顺应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发挥历史主动，以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四

　　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

　　我国是一个持续成长的超大规模市场。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空间巨大。我国拥有１４亿多人口和４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内市场，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成长性极好。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先后突破３０万亿元和４０万亿元，２０２１年达到４４万亿元；在可见的未来，中等收入群体还将不断扩大，消费结构将持续升级。这使得我国具有了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吸引力。

　　只要我们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建设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大市场，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更顺畅运转；只要我们能够以更积极的姿态，把对外开放的宏观形势和微观环节营造好，就一定能够把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吸引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

　　五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就是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就要抓住和利用好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重塑的契机，深度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主动构建有利的多边和双边规则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竞争政策等各项政策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协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形成有利于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健全相关法规体系，加强技术标准对接和知识产权保护，打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持续为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

　　六

　　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没有强大的服务贸易就谈不上贸易强国。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增长较快。但是，服务贸易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短板。总额相对小，占比相对低。２０２０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９６６５０．３亿美元，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６６１７．１７亿美元。我国ＧＤＰ占全球比重大约１７％，货物贸易大约占１６％多，而服务贸易仅占大约６％；服务贸易结构不理想。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是旅游运输业和建筑业，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而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专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则出口增速缓慢，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均衡；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也较弱。２０２０年，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已发布国际标准２３３５６项，其中服务业相关标准７００余项，由中国牵头的服务业国际标准仅１０余项，占比不足２％。

　　因此，必须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加强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和完善有利于服务贸易更好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努力拓展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的增值空间；引导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进入，推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技术人力密集型服务业，有重点地发展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在做大服务贸易的同时，积极参与已有服务贸易规则的修订，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主导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逐步扩大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七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速构建形成开放新格局

　　一方面，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及东部沿海地区、全国特大城市开放先导地位。加快从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研发设计、先进制造基地转变，推进服务、制造业开发先行先试，形成引领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经济聚集区。另一方面，不断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完善内陆开放布局，更好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梯度转移，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土地、劳动力等优势，推动各类产业聚集园区转型升级，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积极培育内陆地区全球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和新增长极。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八

　　构建高标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继续抓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贯彻落实，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强化“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坚持国内为主，内外联动，简政放权，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应复尽复、应推尽推”，构建高标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夯实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制度安排，推动更好水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良性循环；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