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日下午，在２０２３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题作现场发言，深入梳理了重要的现代化理论观点，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明形式

　　陈来表示，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局限性，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也是以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西方国家文化资源和社会结构作为标准。这就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现代化观，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等于落后，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主张非西方国家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亚洲国家１９世纪以来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观点，１９５０年代流行的早期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

　　陈来指出，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这个理论不断遭遇反思。经过３０多年对各国现代化实践的研究，形成了建立在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修正基础上的“多元现代性”理论，以艾森斯塔德为代表。艾森斯塔德认为，西方现代化确实蔓延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单一的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或多种文化模式，也就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尽管同源、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却有迥异的意识形态、制度模式、文化价值。艾森斯塔德举了一个例子，人们假定，欧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会在美洲重复上演，但实际上北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以截然不同于欧洲的模式发展，在美洲人们看到了“新文明的成形”。由此可见，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产生的也并非一种而是多种的现代化模式。

　　陈来认为，今天我们说创造文明新形态，和多元现代性理论所说的北美的新文明成形，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即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明形式。

　　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助力

　　在陈来看来，东亚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数百年以来，以科学和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近代化率先在西方发展，通过殖民和霸权扩张，展开了一场世界性的征服运动。东亚世界的传统文化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１９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国家先后奋起追求近代化。日本二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实现了现代化。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经历了上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经济起飞，亦已完成现代化的基本建设。“工业东亚”的概念，就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出现的指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现代化地区的概念。

　　陈来表示，由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关系的研究，及其对中国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使得“工业东亚”的解释一开始就与韦伯的命题有密切关系。韦伯主张，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不同，与作为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不能协调，一是缺少个人主义，群体性过重；二是注重完整人格培养，缺少进攻性人格；三是强调体验智慧，而非定量知识。韦伯认为，在西方新教徒因不知能否作为上帝选民而内心充满紧张，故一方面禁欲式节俭，一方面勤劳致富以荣耀上帝，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精神；而传统中国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心态，故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或近代工业文明。帕森斯在１９５０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也是以儒家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但是，这种儒家伦理观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不断受到巨大挑战，即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现代化起飞。

　　陈来指出，面对“东亚的奇迹”出现了两种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前者认为东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后者认为东亚企业精神渗透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精神、集体团结、工作纪律，认为这是新教伦理的东亚代用品即儒家伦理。彼得·伯格进一步指出，这种儒家伦理不是经典教义上的，而是实际支配人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的儒家伦理，即生活化的儒家伦理，促进东亚现代化的就是这种儒家伦理，包括对家族的无条件的承诺、节俭等。儒家文化不再是现代化的阻碍，而成为助力。

　　中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陈来表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以后，中国这条“大龙”的快速发展成了日本和四小龙之后的另一巨大奇迹，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陈来认为，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首先，在新旧现代化理论中，有关现代化的文化方面都是接受韦伯的影响，着眼在“工作伦理”，即经济活动与企业家伦理。从这个方面看，中国文化体现的经济生活的伦理规范有勤劳、勤俭、忍耐等，这在中国南方尤为明显。特别是勤劳的态度，虽然不是西方式以宗教禁欲主义为基础的，但正如韦伯说的“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至于克制、敬业、诚信、耐劳精神，善于学习的素质更是儒家文化的特征，合于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人劳动”。儒家的家族主义不仅为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合法动机，而且为现代化早期企业提供了共同体伦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

　　陈来说，与西方学者观察西方现代化过程不同，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由工作伦理体现的生活价值观，还在于执政党领导的政治价值观。前者所影响的是经济活动，后者所影响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陈来指出，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自己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等。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的思想内容广泛涉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等方面，这些都会在执政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下全面体现在政策领导的诸多层面。”

　　陈来强调，党的二十大以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都伴随着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将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新的现代文明，从而塑造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内涵。百年来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正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精彩观点

　　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局限性，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也是以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西方国家文化资源和社会结构作为标准。而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

　　与西方学者观察西方现代化过程不同，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由工作伦理体现的生活价值观，还在于执政党领导的政治价值观。前者所影响的是经济活动，后者所影响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建设。

　　百年来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正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